|
1924年的国共首次合作，距今已是90周年。孙中山等中国国民党人之所以能排除各种阻力，坚定地选择国共合作，是因为他们自投身革命之日起，就认准目标，为了实现其救国救民的夙愿，与时俱进，攻坚克难，不断奋进。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就是清晰的写照。 救国必须革命 1901年后，迫于内外交困，清王朝相继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很多人因此产生模糊认识，以为依靠清王朝的这些改良，也能救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者则目光如炬，不为所动，仍坚持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的方针，其队伍亦不断壮大。在一些留日学生从爱国转向革命的同时，国内的革命思潮以上海为中心也在逐步发展。 1903年，由留日归国学生邹容撰写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章太炎则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邹容在书中列举许多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专制暴虐，压迫人民，对外卑躬屈膝，引狼入室的种种罪行，阐明中国已处于极其严峻的危急境地，稍有延误，就会坠入“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有志者必须及时奋起，“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合力推翻清朝政府，重振中华民族之国威。这些文字，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反清革命的任务，这样痛快淋漓、鲜明打出革命旗号的著作，以前还从未有过，确实有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革命军》的启蒙作用，不仅表现在向人们灌输反清革命思想方面，还在于它比过去其他进步刊物更加明确、系统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它从国民的天赋权利这一观念出发，论证了旨在推翻专制制度、恢复天赋人权的民主革命的正义性，并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在邹容看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是革命的最高典范。强调推倒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新国家的名字定为“中华共和国”，实行民选议会制，由议会推举总统，国民无论男女贵贱，一律享有平等权利，“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表达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军》的问世，代表了近代知识分子政治觉醒的高峰。在清末民权运动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政治觉悟，停留在“君民共治”的思想阶段，没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而邹容等一批知识分子，站到了时代的前列，认准民主是世界之公理，把民权的宣传及时地引向民主共和，揭示了民权运动的正确归宿。这样，爱国——救亡——维新——民权——民主共和，就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政治觉醒的比较完整的过程。作为最先觉悟的先进分子，知识界政治觉醒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主导轨迹。 邹容和章太炎反清革命论著的公开发表，令清政府极为恼火，遂勾结租界当局查封《苏报》，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后邹容死于狱中，章太炎被关押至1906年6月。《苏报》案的发生，反而使邹容等人的革命主张传播更广。短短六七年间《革命军》翻印20余次，总印数在100万册以上，对促进人们的政治觉醒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后来在《杂忆》中评述：“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