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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成果 要进行正确的比较研究，必须注意以下情况： 首先，要选定具有可比性的研究对象，这是比较的基本原则。几千年前墨子就已提出“异类不比”，并举例说：“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糜与霍孰皬？虭与瑟孰瑟？”也就是说，在长度方面，一棵树和一个夜晚不具备可比性，因此要比较哪个更长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事物是无法比较的。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在谈到信仰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时，把几种主要信仰做了比较，认定只有新教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儒家则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但是到了后来，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的事实推翻了这个观点，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东亚四小龙、中国等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中，儒家精神非但没有压制经济成长，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经济成长。 其次，比较要有明确的时空范围。前面提到“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比较，横跨两大洲，跨越几千年。但是“东方”是哪里？如果指的是亚洲，那么亚洲内部有印度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彼此差异非常大，很难发现有多少共同点。在时间范围方面，上述研究跨越数千年。而在这样的长时期中，任何一个社会变化都很大。因此，没有明确的时空范围是无法进行正确的比较的。不仅如此，时空单位的选择也很有讲究，不是随便选两个地方就能比较。例如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在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时，经常进行中国和英国的比较。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两个地区在时空范围上的巨大差别。如果说“中国”指的是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的话，那么按照李中清教授的说法，1750年时世界三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十的人口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而当时的英国只有几百万人口。单凭这一点，就很难进行中英比较了。此外，年鉴学派学者拉杜里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在以往的“中西”比较中，许多地方因为缺少资料而实际上无法进行比较，但是人们常常会找几个所谓有代表性的地区，用这些地区代表整个中国或者整个欧洲来进行比较。但问题是，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内部差异都非常大，无法找一个地区能够代表整个中国或者整个欧洲。 第三，要有合适的比较标准。比如在比较不同人种时，所依据用的标准是肤色、发色、牙齿、面部骨骼结构等特征。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比较就无法进行了。在进行历史比较方面，以往许多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都遵循即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道路，所有国家都走这条路，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处于不同阶段而已。因此在进行比较时，可以以这种欧洲模式为标准。但是这种看法近年来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具体而言，我们常用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等概念，都源自欧洲经验。由于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以往都把它们用作中国和西欧经济史比较研究中的默认的标准。但是现在这些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二十多年前，我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资本主义萌芽”情节》引起轩然大波。我在文中引用了年鉴学派旗手布罗代尔的一句话，说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个词，“涵义一向很不明确，……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读书》杂志为了节省篇幅，删除了注释。结果使得读者认为这句话是我的话，并引起了强烈反映。有读者上书该杂志说，李某人不学无术，马克思多次用过这个词，翻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页，就出现了多少次“资本主义”的字样。也有人说，李某人说得真好，我们连资本主义的涵义都没有搞清楚，还天天反对资本主义，有何意义。后来，我给《读书》写信，说这是布罗代尔的原话，并非我的发明。但是他们没有登我的信。不久之后，黄仁宇先生也给《读书》去信，《读书》刊登了，他证实马克思所有著作中确实没有capitalism这个词；马克思确实在不同地方使用capitalist一词，但capitalism和capitalist这两个词是有差别的。直到此时，这件公案才算了结。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更有可能是市场经济的表现，而未必一定要归结到“资本主义”上。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缺乏明确的定义，那就很难说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也是一样。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一辈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成就卓著。但是他到了晚年，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差别实在太大，难以归入同一类社会。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论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早熟又不成熟”的状态的理论。他提出这个和教科书不同的观点，在当时需要很大的勇气。在他去世前不久，更提出“中国是传统社会，不具有西方封建社会的传统特征，不是封建社会”。这表现了一个伟大学者对真理的终生追求，是非常了不起的。从这两个例子可见，如果用一些默认的“普遍标准”作为比较的前提，所做比较研究会有很大的问题。 第四，要注意比较的层级的问题。比较的层级有浅有深。比如比较中国、英国某农庄的生产方式，这种微观的比较是浅层比较，只要有足够的资料，就能得到很重要的成果，因为使用的是第一手材料，是可信的比较。而比较意识形态等属于深层次的比较，要花更多精力，才能做好。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和兴趣选择内容进行比较，所以比较研究不容易。 现在国际上最引人注目的比较研究成果是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先生的《大分流》。他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担任这个职务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10年来，这本书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今年五月份维也纳的会议上学者们还在讨论这本书。这本书讨论了把英国和印度或者和中国做比较是否合适的问题，认为中国和印度在人口、面积、内部多样性方面，都只有整个欧洲才能相比。而只英国在人口、面积等方面都只是一个小国，内部虽然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差异，但是全体人民讲一种语言，遵循同一套法律体系，由同一个政府统治，并有很强的自我认同（都自认为不列颠人）。相比之下，印度在民族、宗教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有巨大的多样性，1000万人以上讲的语言就多达16种。中国的统一性虽然高于印度，但内部差异也很大，比如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之大，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现在长三角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万美元，超过包括捷克、波兰等中等发达的欧洲国家，是英法的三分之二。但西部一些省区的人均GDP则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而且如果没有大量外地的支援，这些地区的人均GDP肯定还要更低得多。这种情况并非现在才有。彭慕兰说：在1800年以前，荷兰和乌克兰之间或者长三角和甘肃之间，差别都非常大。相比之下，长三角和荷兰之间或者乌克兰和甘肃之间，差别可能还小一点，所以在做经济史比较研究时，今天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单位。他还认为，在1800年以前，与英国或荷兰有可比性的地方是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日本的关东地区、印度的普吉拉特地区等少数核心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共同特征，比如说市场、工业生产、高度商业化的农业。因此进行比较，应当主要在这些地区之间进行。至于中国其他很多地区，则只能和巴尔干、南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地区做比较。这本《大分流》对过去经济史比较研究进行了强烈批判，因此也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