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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研究的问题与缺陷 刚刚我引用墨子的话“异类不比”，而下一句话是“说在量”。他特别强调“量”的问题，认为不同种类的东西在量上不能比。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因为量化的比较是比较史学中最成功的部分。而量化史学的一大优点，也正在于可以为比较史学提供量化的数据。下面，就以我自己对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在经济史研究中也被称为江南地区）的研究为例，谈谈这一点。 进行量化的比较，首先要用合理的方法整理史料，把经过核实的史料证据变为可用的数据，然后选取合适的比较对象，进行正确的比较。这里，我先谈谈我为什么要选取长三角为研究对象。这首先是因为这个地区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把长三角看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那么在当今世界上，长三角的GDP比韩国、土耳其、墨西哥这些大国，和意大利并列为第10大经济体。其次，从历史上来看，长三角从唐代后期以来一直是东亚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研究最密集的地区。三十多年我写博士论文时，把日本出的《东洋学文献类目》梳理了一遍。这个类目包括了中、日、英、法、俄五种文字出版的东亚（主要是中国）研究的成果。结果我发现在关于中国历史的成果中，三分之一是研究长三角的，另外三分之一是研究全国性问题的，但都涉及到长三角，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与长三角无关的。由于长三角是研究最为深入的地区，因此我们对长三角经济史的了解，比我们对中国其他任何地区经济史的了解都更加深入和全面。但是，即使如此，以往的长三角经济史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研究的平面化、碎片化，以及不恰当的比较，等等。过去的研究，往往是一个学者集中研究长三角经济史的一个或者几个方面，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的碎片化。有一些学者力图将这些碎片整合起来，结果成为依照生产关系、生产力、农业、工业、商业、人口、金融等罗列出来的教科书式的总结，也就是一个平面的整体。但经济是由多个产业和部门依照不同比例和关系结合而成的立体结构，因此上述平面化的结果无法导致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总体评价。没有这样的总体评价，就很难与其他经济进行全面的比较。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明清长三角经济“高度发达”，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明清长三角经济“停滞”或“衰退”。这些看法都有问题，因为连发展的总体评价都没有，怎么能说它认为“高度发达” 或者“停滞落后”呢？ 还有，在以往的比较研究中，常把西方某些国家的经济在某个时期特有的情况来和长三角做比较，而没有一套客观、中性的标准作为比较的基础。这是很奇怪的做法。举个例子，如果用肤色来判断美丑，白人和黑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都以欧美审美标准为通用标准，但是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就觉得说金发碧眼的北欧人很丑陋。所以如果没有中性的标准，就无法比较。 由于上述情况，过去的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其可靠性和客观性也常有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最终体现是人民的生活水准，因此生活水准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经济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课题。在长三角经济史研究中，在1950年代，陈振汉先生提出明清时期长三角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原因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地租额不仅侵吞了（农民）全部的剩余劳动，甚至已榨取了大部分的必要劳动，使得农民所有，甚至不足‘维持肉体生存’”。必要劳动是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劳动，连这一部分的劳动都被地主占有，所以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甚至不能维持肉体生活。到了1990年代，黄宗智先生依然认为过去六百年，长三角农民的生活一直处于“糊口水平”，即维持人类肉体生存的最低物质需要的水准。在工业化以前农民是社会人口的主体。农民如此贫困，全社会的生活水准当然也非常低下。经济增长需要积累，而贫穷到大多数人民连肉体生存都难以维持，哪来的经济积累？但从另一方面，明清文献中有无数的记载说江南“富甲天下”。1832年，广州口岸英国商馆高级职员胡夏米来到上海，呆了18天，进行了第一手的考察。他在日记写道：“乡民们身体健康，吃得也不错。小麦做成的面条、面饼是他们的主食。…这里各类食物的供应既便宜又充沛。山羊很多，羊肉供应也同样充沛。这里的水果比南方的好得多，我们逗留之时，正值桃子、油桃、苹果和枇杷等上市，价格十分便宜，各种各样的蔬菜供应也十分丰富”。1845年，法国派了一个商业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其中一位名为耶德的使团成员在苏州呆了几天，写道：“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特别是苏州更是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魅惑人的东西应有尽有。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这里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这里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的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这两个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商务专家在鸦片战争前后对长三角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的看法都是长三角生活水准很高。这与前面所说的极端贫困的看法，形成巨大差别。 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两极化的看法？第一是因为对鸦片战争前后长三角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全面的看法，第二是因为以往的看法没有建立在量化的标准上。这两种看法都是建立在描述性的史料基础之上的，而任何描述都则不可避免受到描述者个人的局限性的影响，因此总是千差万别的。要对长三角经济有全面的了解，GDP研究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因为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GDP比任何描述行业或产业的指标更能反映经济全貌。同时，因为GDP衡量的是全部生产和服务创造的增加值，比衡量总值的指标更少重复计算。而且，GDP不用成本、利润等会计方法，计算时较少“灵活性”。因此相对而言，GDP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1949年以后中国接受苏联的经济学，只计算物质生产的产出，不计算服务业产出，因此不能反映经济的全貌。同时，由于史学研究中也不得不“阶级斗争为纲”，学者们认为“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重、税重、利息高”，地主、商人和政府都是寄生虫，完全没有提供的经济产出。这就更使得对当时的经济状况的了解出现偏颇。与此相对照的是，GDP是一个全面客观的指标，可以避免上述的各种问题。因此，如果通过GDP研究能得出一个比较全面和客观的结论，然后和西方合适的比较对象的GDP进行比较，这样得出的结果才令人信服。 GDP研究有不同的方法，国内有不同的学者在探索。在国际学界中，比较成熟的方法是历史国民账户系统（The Historical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我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来对19世纪初期长三角的一个地区进行研究，然后在与荷兰学者使用同样方法对同一时期荷兰GDP进行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判定当时长三角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