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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实例：长三角与荷兰 前面讲了正确的比较需要量化研究，量化研究中可以采取GDP研究的方法，现在我讲一个研究实例。 2000年，在瑞典一次经济史会议上，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一个最新的研究是我与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先生（后来做过国际经济史学会会长）对我说：“我读了你关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史的书，很有意思。如果把里面的人名、地名换成荷兰的人名和地名，就好像是在讲荷兰一样”。他认为两者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很类似。因为我对荷兰历史完全不了解，因此我听了很吃惊，也非常感兴趣。他提议我们两人合作，来对这两个欧亚地区近代早期最发达、但又没有自发出现工业革命的经济进行比较研究。我同意了，但是很快就感到陷入困境，因为中国没有人做此类研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借用美国动作大片《碟中谍》的英文原名Mission Impossible）。为此，我从头学习使用国民账户系统方法来研究GDP，并收集资料，建立数据。我的研究最终于2008年完成，原来计划与范·赞登先生合写的一篇文章，变成了我的一部长达600多页的专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英文版则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我与范·赞登先生合写的《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也于2013年在美国《经济史杂志》发表了。 我为什么选择19世纪初期的荷兰作为和长三角比较的对象呢？其实就是出于前面所谈到的各种理由。 首先，从南宋一直到19世纪，长三角都是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甲午战争第二天，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就在报纸上撰文，说现在东亚文明的中心，已经从长三角转移到日本。19世纪中期之后，长三角虽然被日本超过，但是仍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发达地区。荷兰情况也类似。这里顺便说一句，荷兰（Holland）是尼德兰（the Netherlands）的另称。因为尼德兰有上、下荷兰（Upper Holland Lower Holland）两个省，是该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荷兰也成为尼德兰的代称。荷兰经济在14、15世纪，一直在欧洲名列前茅，16世纪末期脱离西班牙统治后更迅速发展，因此被称为近代经济史上的第一次奇迹——“荷兰奇迹”。到英国工业革命前，荷兰一直是欧洲最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均收入领先各国。直到1820年代，荷兰人均收入仍为欧洲最高。但荷兰和长三角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都被周边岛国超过和伤害。英国通过两次英荷战争击败荷兰，日本也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在二战中，给长三角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其次，在地理环境方面，荷兰地处欧亚大陆最西端，欧洲最大河流莱茵河的河口，长三角位于欧亚大陆最东端，亚洲最大河流长江的入海口。这两个地区都位于都在大陆中部沿海地区，内陆大型水运体系的终端，并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是海运中心。这两个地区的陆地面积差不多，虽然人口差别很大，但分布是是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地形也很相似，都是低地。长三角海拔只有3-4米，荷兰更低，有三分之一的领土是围海造田造成的。两个地区内部河流、湖泊交错纵横，人工运河密布，形成完整内河航运系统。这是火车出现之前最有效的运输系统。 此外，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是世界上工作最为勤奋的人民。有位外国学者开玩笑说，18、19世纪全球人民工作最勤奋的四个地区是日本、中国、英国、荷兰。这四个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喝茶。而在中国，真正全民喝茶的是东南部，北方人很少喝茶。 基于以上共同点，荷兰与长三角之间的可比性比荷兰与乌克兰之间以及长三角与甘肃之间的可比性更高。还有，长三角和荷兰都没有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荷兰后来经济的发展是英国工业革命扩张的结果。最后，这两个地区材料、史料最为丰富，因此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数据。 在确定了可比性的基础上，还要采取合适的标准和方法，才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比较。我使用的标准就是GDP，而计算GDP的方法是历史国民账户系统方法。经过反复的计算和核实，得出了如下结论：在19世纪初期，在今天上海的松江地区的GDP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占31%，第二产业占33%，第三产业占36%。与此相对照，荷兰三大产业的比重则分别为25%、29%和46%。这说明这两个经济体中，农业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产业。传统的看法认为直到1990年前，长三角一直是农业社会。但是依照我的研究，19世纪初期的长三角经济已经是近代经济了。在这里的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不从事农业活动；居民大概有4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还有很多人在农村从事工业生产，就像现在的乡镇企业一样；地租和赋税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相当小，政府开支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只有6%，为全球最低，因此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当然，长三角和荷兰之间的差别也很明显。例如，荷兰外贸在GDP中的比重远远达于长三角，而长三角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远远大于荷兰。这一点，对于后来有重要影响。因道路今天，长三角的工业、荷兰的服务业，仍然是分别两地经济的主干。 在我们各自研究的基础上，我和范·赞登先生一道，用购买力评价的方法把我们得出的19世纪初期长三角和荷兰的GDP，折算为用1990年的美元计算的GDP，然后对两个地区的人均GDP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长三角（松江地区）大约为1500美元，荷兰大约为1800美元，而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估算当时西北欧地区（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的人均GDP约为1100美元。通过这个比较，可以客观地说，在19世纪初，长三角和西欧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同一水平，1820年以后才出现分流。 德·弗理士（De Vries）和范·德·伍德（van der Woude）在其《第一个近代经济：荷兰经济的成功、失败与坚持，1500-1815》（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中提出，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出现近代经济，而荷兰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尽管这个近代经济是“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依然继续依靠前近代的、农村/农业的技术”。19世纪初期的长三角经济与此类似，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个近代经济。这种早期的近代经济，包括了经济的近代性因素，例如完备的市场，和广大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外向型经济、经过长期商业化训练的本地高质量劳动力，为后来的工业化成长提供了条件等。这些都是历史留给长三角和荷兰的重要遗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今天长三角出现了中国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经济奇迹并不奇怪，因为早在19世纪初期长三角就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经济体了。优良的历史基础，加上新的条件，当然发展更快。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段话非常有意义。在20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和苏联盛行的西方中心论，把中国的过去看得一片黑暗。这种对传统的蔑视和敌视，到了“文革”时达到顶峰。这种全面否定过去的做法导致了经济上的重大挫折。在1950年代，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又变为“五年赶上英国”，“三年赶上英国”、“一年赶上英国”）。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大搞“大跃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的钢产量在1957年好不容易恢复到535万吨。但是到了大跃进时期，领导人头脑发热，发话说要在1958年达到1070万吨，最后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他们没有理解到马克思上述话语所致的。又如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中方把管理移交给坦赞方面后，马上就无法运行。这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愚笨，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已经获得生产力这样一个基础，因此也无法管理一个代表更先进的的现代企业。德国大诗人歌德说：“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真正了解过去，才能解释今天的情况。在研究历史方面，量化方法是很有用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这种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