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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在想，中国考古学者是不是过分依赖于文字书写的历史。曾有一种观念，中国的历史始于商代———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出现了文明和国家形态的社会。如果你足够勇敢的话，还可以把这个地区的国家和文明起源向前推几百年(据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即便如此，依然晚于公元前2000年。一旦你只肯相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不会意识到中国考古学界在过去十几年间所取得的成绩。 考证中国的文明起源，或者是国家形态社会的出现，我们不必停留在商代。良渚遗址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大量证据———公元前300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的发展阶段，可能略晚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除了发达的灌溉体系，早期良渚还有一个人工湖，唯有国家形态的社会才有能力去从事大型的土木工程建设。当然，这种能力在工艺复杂、制作精良的玉琮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人类与古代器物的制作材料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利用物质并赋予其重要意义，进而表达人类的认知和立场。究竟是大理石还是玉器，如果没有人类的选择，两种材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大的想象余地。人类在加工时进行了量化，给予物质更高的价值，同时与外在世界建立了新的联系，而一些世俗观念与宗教信仰也由此形成。 再来谈一下国家形态社会的问题。场下有位同学问，古代中国究竟何时进入国家形态社会?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良渚遗址，哪里的考古发现才是准确的参考答案?这是一个关于国家形态社会的定义问题。如果大家的定义一致，那么很容易达成共识。一般来说有三条标准，规模、城市化、文字。很显然，良渚文化满足了前两条，缺少了文字。不过我认为，这个定义的界限并非牢不可破，在判别是否进入国家形态社会时，社会关系、社会阶层化、社会专业化、礼仪体系中心化等要素同样很关键。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种定义，应该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国家进行联系和比较，如苏美尔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在对良渚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后，我们才有可能收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国家形态社会已经形成，这同样也适用于二里头与陶寺的考古工作。要划定一个取得共识的时间界限，目前看来，并不容易。 (作者Colin Renfrew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公众考古讲座的讲演，黄春宇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