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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卫平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丁为祥 武汉大学教授 李维武 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曾风行一时。21世纪以来，又陆续有学者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厘清二者的不同内涵、划分研究的边界与层次，是思想史与哲学史交叉融合的前提，也有利于提升整体研究水平。围绕如何区分和整合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以促进二者交叉研究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与相关专家学者展开了对话。 思想史重“史” 哲学史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30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陈卫平：30多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基本上发生在中国哲学史学术领域，这与该领域自身内在的问题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否定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之后，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哲学史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涉及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冯契提出的新的哲学史定义，即“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这一定义实际上分辨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哲学不同于其他思想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自身根本问题的，哲学史也以探究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认识辩证运动为宗旨，从而与思想史相区别。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哲学史学界又展开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可以用来自西方的“哲学”梳理和表达。这自然又涉及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对此，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导论》中认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富有包孕性质，”所以，“‘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这意味着将哲学史涵化于思想史。大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的基本倾向，是“净化”哲学史，以标示其与思想史的不同；而在21世纪初的基本倾向，是“泛化”思想史，以突显中国哲学蕴含于传统思想之中。 李维武：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缺乏明确的区分，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在距离上明显地被拉开了，变得不相似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说是哲学史研究者与思想史研究者双方努力的结果。一方面，哲学史家为了突破旧的研究框架，发掘出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不同的内涵及特点，提出重视哲学范畴的研究，主张从历史上哲学范畴的形成与演变入手来书写哲学史。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开始探寻与哲学史不相同的思想史写法，逐渐使思想史研究获得了自己独特的视野和内涵，不再以哲学史为自己的主要书写内容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书写方式的不同反过来又造成什么影响？ 李维武：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出现了疏离，并由此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野。哲学史研究主要探讨哲学自身的范畴与问题在历史上的开展，着重于形上的“思”的内容；而思想史研究则走向了对社会生活中的思潮、意识、观念的研究，着重于具体的“史”的内容。这种疏离与分野，使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互相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既然两者彼此外在于对方，那么在两者间作认真审视和相互吸取就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区别，除了以哲学史的定义为判断依据，还可从何处入手把握二者区别？ 丁为祥：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往往关注同一对象，但由于视角与关怀的重点不同，因而其结论也就具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说来，思想史虽然也研究历史中的思想包括社会思潮，但其所有的研究都必须以历史真实为底线，以社会经验与历史知识作为其最终指向。而哲学史往往是以思想诠释与价值阐发的方式进入历史上的思想世界的，虽然它研究的也是历史中的思想，但是其所阐发的价值与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而也就以可能的价值与意义指向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史与哲学史之不同取向、不同标准的矛盾，既是二者不同界限与不同侧重的表现，同时也促使二者对自身学科规范与不同侧重有一定的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