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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交叉研究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在认识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二者特性的基础上，展开哲学史与思想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 陈卫平：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等领域的交叉研究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获得新的研究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选题至关重要。例如，陈寅恪在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指出，就思想的精深而言，儒学比不上佛、道，它能左右中国人公私生活两千多年，是因为其被“法典化”了。也就是说，儒学作为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得以落小落细落实，是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实现的。这里涉及哲学史和制度史的交叉。似乎至今都还没有出现系统梳理和论证儒学价值观制度化的论著。如果能够深入地揭示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来说，无疑都会打开新的眼界。 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交叉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实际上循着贯通二史的思路，可以开掘的题目非常之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差别，并不会在交叉研究中消解，那么在研究中如何处理它们的差异性？ 丁为祥：相比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差别而言，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与相互促进。实际上，正因为哲学史与思想史具有不同进路、不同为学的侧重，反而可以发挥视角相互弥补、结论相互补缺的作用。因此，最好能够在思想史研究中充分借鉴哲学观念价值导向的作用，又能在哲学史研究中充分借鉴思想史研究真实、亲切的优点，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产物。例如，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虽然以“中国思想通史”命名，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流派与社会思潮的一种重新整理，并侧重于揭示“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这就不是一般思想史所能完成的任务，而必须有一定的哲学观念导向在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肖昊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