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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史料的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 20世纪初，甲骨金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档案等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深刻感受到材料支持的重要性，于是不得不下大气力整理金文，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后又主持编成《甲骨文合集》。吕振羽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大量征引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新资料，推证中国原始社会状况。1950年代初，郭沫若又利用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材料，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必须有翔实的资料基础。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甲骨、金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石刻以及大量的近现代史资料大都作了系统整理。如《近代史资料丛刊》所包括的《太平天国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辛亥革命史料》等。史料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都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八、旧方法的借鉴与新方法的引进 传统的考据方法多在某一具体问题之下，尽可能地将相关资料凑齐，分类梳理，归纳出一个看法，并进一步找出同类问题的通例。这样的方法虽不适合宏大或抽象问题的观察与研究，但其归纳类例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与唯物史观所主张的总结规律在方向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唯物史观强调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因而对研究方法的要求多种多样，而且更重视综合的运用与整体的考虑，不仅注意旧方法的借鉴，还重视新方法的引进，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运用。唯物史观引发了史学研究方法 上的革命，特别是新时期破除了单一的阶级分析法之后，各种方法引介、试验，促进了中国史学事业的繁荣。 九、史学自身的总结与认识的深化 梁启超“新史学”是在总结中国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也需要以史学自身的总结为基础。但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史学总结并不同于“新史学”，它是将中国史学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总结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在总结中寻找、归纳并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进而引导史学的发展。由于这样的认识，自196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著名史学家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不仅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专门人才，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史学自身的总结不仅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还深化了人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认识。 十、历史研究新思维模式的建立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古人讲变易，认识到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的变化，但多就变化的现象来归纳。司马迁提出“三五之变”，三十年小变，五百年大变；或曰之为一治一乱；或称之为分、合相替。论学术也多就学术论学术，习惯于“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以字证经”、“以经证字”，由此又衍生出“史诗互证”。唯物史观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历史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强调生产工具、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为学人思考历史兴衰变化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同样，它将学术与社会经济打通，引导学者思考某一特定时代的学术，其背后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人们思想认识的程度如何，社会的变迁、转型与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学人参与社会与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事物相互关系和变动中，寻找事物变化的直接与间接原因、根本与终极原因，由因及果，获取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正确认识。唯物史观不仅为历史研究构建了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为历史学科开启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 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影响也是带有决定性的，由此而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把握着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