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五十八年，朝廷在吉林下达了翌年发放八百余张参票的任务，结果有近六百张的参票无人认领。为了完成朝廷的指标，吉林将军恒秀被迫下令，将未能发放出去的参票强行摊派给民户和铺户。民户和铺户本无承领参票的义务，此令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适逢新任吉林副都统秀林到任，有民户向秀林控告，秀林不敢隐瞒，将此事上奏朝廷，遂引发了当时震惊朝野的乾隆五十九年参务案。 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恒秀将多年来因参源匮乏，刨夫难以自备斧资，为保证朝廷发放参票的数量，故强行向民户铺户摊派参票的苦衷和盘托出，然而奉命调查的钦差大臣福康安竟然不肯相信，据《历史档案》杂志披露的有关资料记载，他在上报乾隆帝的奏折中说：“历任将军恐以短放干咎，仍每年以虚数奏报，惟谕局员设法办理塞责，一时致成挪移重弊。夫借口参苗稀少，其言固不足为凭。”结果恒秀被判以死刑。乾隆帝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为了追求人参利益的最大化，不顾参源匮乏的客观情况，将地方官员逼良为娼，出台一些并不规范的所谓“变通”办法，待引起民愤之后，又让地方官员个人承担，将其处死，成为朝廷推卸责任的替罪羊。 至嘉庆年间，参源到了几近枯竭的地步。鉴于吉林将军恒秀的前例，东北地方官员只报喜不报忧，因而朝廷并不知参务面临的严重形势，仍然按照以往的额度下达参票的指标。刨夫因一参难觅，便将尚未成熟的参苗也刨挖出来，集中移植到一处，形成参园，加以人工培育，待生长成熟后交官，这种依靠人工培育的参苗便是所谓的“秧参”。秧参在外形上与自然野生的老山参十分相似，但在药用功效上则远逊老山参，因而清朝严禁栽种和上交秧参。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有些刨夫为了养家糊口，仍然铤而走险，将秧参混同真参上交。嘉庆十四年末，朝廷在验收盛京、吉林和宁古塔上交的贡参中发现大量以次充好的秧参，由此再次引发了震惊朝野的嘉庆十五年参务案。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获知有些负责参务的基层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栽种秧参的刨夫，钱到手后复将他们私下放走。地方大员不仅有监管不力的责任，而且本身也犯有严重错误。如吉林将军秀林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侵占参余银三万几千两之多，盛京将军富俊包庇有罪下属，宁古塔副都统富登阿玩忽职守，都给朝廷的参务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他们以此或被革职查办，或受到严厉惩处。 嘉庆十五年参务案后，山中参源几近枯竭，秧参又不能种植，刨夫无路可走，朝廷发放参票数额陡然下降。道光十四年，仅放出1752张参票，若与道光四年的8000张相比，下降幅度达78.1℅。道光二十六年，参票发行数额进一步下滑，盛京将军奕湘乃向朝廷提出了参票发行减半的建议。咸丰三年，参务凋敝已极，终难回天，加之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外列强步步紧逼。吉林将军景淳再次提出彻底废除参票的建议，最终获得朝廷批准，自此清朝行之二百余年的参务管理制度最终废止。（作者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