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学进入中国,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要不断应对和解决“怎样传入”“谁来传入”“如何接引”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正是这一系列“理论旅行”的环节,决定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面貌。 在晚清接引西学的诸多渠道中,西学书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环节。中国素有目录学之传统,从来之学问家,皆以书目为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揖。而书目的编撰,从来不是简单的书籍目录的汇编与分类,而是深刻包含了编撰者的文化企图,是一次实质性的“知识再创造”。在书目指引下进入的“阅读世界”,固然给予士子知识的滋养,也在无形中打造士人的文化观念和思维习惯。 一 晚清光宣间,因应朝廷对西学人才的需求以及社会变革思潮的兴起,西学书籍大量涌入,“公哲士夫知改造社会与输通文明之二大要素,非吸取各国新思想不为功,于是縻费脑力,扩张译界”(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多财善贾之流”也看准这一图书市场,“翻刻书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割裂书名,改名牟利”,以致劣质西书也充斥书肆。忧虑于学者“骤涉诸书,不揭门径,不别先后,不审缓急,不派源流”,甚至因见识未广,“得鱼目以为骊珠”,指导士人读书、提升士人读书质量的西学书目应运而生。 据熊月之考证,晚清西学书目“不下十种”。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傅兰雅的《译书事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通雅斋同人的《新学书目提要》,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沈桐生的《东西学录提要总叙》,黄庆澄的《中西普通书目表》等。这些书目,“网罗译著,博之约之,抉之择之,类存之,综述之”,“析其要旨”,述其大要,品评“书中之精美”“书中之舛讹”,对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晚清书目的编撰,必然蕴含了书目编撰者的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到西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路径和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