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号与干支并行不悖 对于封建王朝之年号与天干地支同时使用,可以互相引证,不致发生讹误,例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即是一例。今按流传拓本或摹本,“岁在癸丑”,似为添加。王羲之何以要添加此四字,显然恐后世把年份弄错,于是再加此四字,以确证为永和九年也。 封建王朝之公文当然采取贞观、皇祐、成化、康熙之类年号,被贬谪之臣僚以及身居草野之布衣或隐士,自然不一定采用年号,往往径用干支。 至于年号、干支均摒弃不用者亦有,例如潘岳《秋兴赋并序》,一开头就是“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当时是晋武帝咸宁四年,干支为戊戌。潘岳不用咸宁,也不用戊戌,而把自己的年龄称春秋,并不出之于偶然,在态度上属于倨傲而狂妄,因为当时自视甚高,仅仅被任为太尉贾充的幕僚,虎贲中郎将,只管管宫廷仪仗事宜,品级不高,俸禄不厚,无任何实权,满腹牢骚,即抑制不住而流露了。 陶渊明《自祭文》:“岁惟丁卯”,乃宋文帝元嘉四年(437),此时他不居官职,身为隐士,所以故意不用“元嘉四年”,以显示其隐士身份,生或死与朝廷无关也。 韩愈《祭十二郎文》更奇,开头为“年月日”三字,等于空白,另有《文苑英华》亦收此文,题为《祭侄老成文》,开头一句为“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据后人考证,“五月”错了,应该更晚一些。 苏轼《书上元夜游》,以“己卯上元”开端,不书哲宗年号元符二年,是因为当时被贬到荒蛮之地的海南岛儋州,已为化外之地,不提皇帝年号为是。《前赤壁赋》也是贬官时作,地处黄州,即“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之处。开端即书“壬戌之秋”,壬戌乃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后赤壁赋》则更简易,称是岁,同一年也。 范成大《峨眉山行纪》谓:“乙未,大霁”,乙未,乃宋孝宗淳熙四年。其后又说:“丙申”,并非系年,因农历年、月、日、时均用天干地支,此“丙申”经后人考证乃指六月二十八日。 到了明末清初,这一习俗更为流行,祁彪佳《寓山注序》,其人为风流名士,非利禄功名之追求者,所以只是说:“园开于乙亥之仲冬,至丙子孟春,草堂告成”。“乙亥”与“丙子”分别为崇祯九年、崇祯十年。后又说“于是疏凿之工复始,于十一月自冬历丁丑之春,凡一百余日……”“丁丑”应是崇祯十一年了,就是说这座园林经三年之久方造成。 毛晋刻《六十种曲》,先后分六次刻成,前面每次均有崇祯年号,书未完成,明代已亡。毛晋仍继续此一工程,均无清代年号,而仅书干支,是其民族思想有以致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