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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平所著《地震社会学初探》从社会学的视角下，着重就突发地震灾害对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团体、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6。王教授的专著深入研究了灾害社会学问题，走在学界前列。但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一，案例主要利用1976年唐山地震，因为唐山地震刚发生不久，这个地震的资料最为丰富，但案例少，总结的规律是否具体普适性有待研究。郝平先生的专著正好补充了这一缺陷，增加了明清时期山西省3次历史大地震案例。第二，社会是整体性的，如果将地震社会学只限于唐山及其邻近地区是不够的，其实唐山地震不仅摧毁了唐山市，还冲击了大半个中国，如4亿人居住在防震棚中，生活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其经济损失并不亚于唐山地震本身（100亿元）。另外唐山破坏太严重，其他地方帮助唐山抗震救灾。以上海市为例，共计出动三千六百多名医生护士到唐山救援，上海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至今唐山人仍然记得上海医疗队，感谢上海市派出这么好的医生护士。但也应该考虑到，上海这么多医生派出，平时每位医生都要治疗很多病人，他们在唐山期间，病人要由留守医生治疗，大大增加了留守医生的压力和对病人的治疗。对于此，似乎关注还不够。当时的资料记录都记录于各地的新编地方志中，从互联网上都能查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对于地震社会学的发展，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下，新建156个工业基地，需要了解当代的地震烈度，才能够设计出图纸。但由于地震台太少，于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地震历史资料。挖掘整理地震历史资料的学者，以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人员为主，多为历史工作者，也熟悉地震史料中的社会史资料，因为主要任务是求证地震烈度，而与其相关的社会史资料（如赈济等）等被简化，摘录的内容被删除了。后来想了解地震社会学资料的人只能从头开始，这就大大浪费了时间。其次，社会学在上世纪50年代走入低谷，少人参与这一领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受到关注。 地震社会史，是一门综合科学。往往把重点放在社会、经济方面，而忽略了自然科学对于这一地区（山西省）地震带、地质构造、地震多发时间段、历史地震的论述。这一点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被经常忽略的。而本书是一个典范，在描述山西地震特点时，在掌握地震社会史的同时，充分把握着地震、地质学者的论述。得心应手得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史两方面的材料。 1556年华县8级地震，死亡八十三万余人，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盖近古以来书传所记未有之变也”7。震中离山西很近，也严重波及到山西。对于这次救灾，应当是重型救灾，按照目前的救法，采用“举国体制”。当时如何救灾，令人瞩目。地震后，嘉靖帝采取三项措施，第一项，发放赈济银两，蠲免受灾较重州县的赋税。第二项，抽调官吏赴灾区任职，组织地方力量救灾。第三项，派遣钦差大臣巡视地方，查勘赈济抚慰灾民。最重要的第一项拨银四万两用于赈济，是“协济民屯兵饷”的军事用途，而非赈济抚恤地震灾民。至于实际救灾方面，免去陕西、山西两省重灾区的夏税，准许两省动用本省的“备赈、赃罚、事例、茶马、折谷银”来赈济。也就意味着，除了朝廷拨发的四万两救灾款之外，至于其余的赈济款项还需要各省自行筹措。 从救灾效果上来看，朝廷面对此次大地震的救灾措施是十分不得力的。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地震发生后，直到次年二月才同意礼部的奏请： “以山西、河南同日地震，请如例修省，九卿科道许极言时政得失，凡可以救灾恤民者条奏，其被灾地方遣大臣一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祗，其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8 嘉靖皇帝对于此次8级大地震的处理，视乎只是将其视之为上天降灾视警，因此只须谨遵历代帝王的惯例，自我反省一番。本书对于此次地震救灾的评价是准确的。朝廷的不作为，进一步破坏了社会次序和恢复重建的进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