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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起,孙中山在英国伦敦的近两年时间里,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等处读书,研究政治、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从那时起,他就着手“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缪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的人”,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的探索和研究;同时考察了西欧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得失,还接触了一些西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家。他发现,西欧自产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异常严重,他曾称,此时,“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欧美工人阶级蓬勃发展的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斗争,给他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断定,在那些地方社会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便以世界潮流为中国导向,进而考虑到自己祖国的现状和未来,以“中国式”路向未来定位,要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办中国的事,决定采用社会主义和运用什么手段进行革命的问题。 稍后,孙中山在1897—1903年亡命日本期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热潮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先后结识了主张土地变革问题的宫崎寅藏兄弟和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等人,彼此就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共同促进。 孙中山正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解释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革命,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在深入考虑过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民生(社会)主义与民族、民权主义等量齐观,指出中国前进的方向,不仅要建立共和国,还要人民安乐,社会经济繁荣,从此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了孙中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05年初,孙中山由美洲抵达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同年5月中旬,他曾专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总部,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中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反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免其种种弊端”。这就是中国要吸收西方好的“精华”,而决不成它糟粕的牺牲品。这样就能够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等某些问题,说他要与第二国际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好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他还预言,“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的所有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 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身处十分穷困之时,仍然相信“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并呼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开宗明义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包括平均地权和民生主义)的先行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