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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问题关联到历史学的核心领域，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概念，对于它的探讨在历史学中具有特殊意义。 偏见问题在历史学的发展中始终被争论不休。中国史学在很早就强调要 “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同样在西方史学中，对于偏见的警惕也早已有之，从希罗多德开始，就区分他自己亲眼见到的和别人告诉他的事情，而修昔底德同样要求把想象与事实严格区分开来。但与这种对偏见的拒斥并行存在的是，中西方的史学发展中，从来都不缺乏偏见的身影。中国史学的褒贬传统，史馆与官修史书体制，使得中国史学书写的政治与伦理意涵强烈，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同样在西方史学中，马基雅维利的史学、基督教史学、兰克史学也都充满了自我的偏见。而在近代由笛卡尔开始的主客分离的认识论探索，使偏见问题在新的角度被反复提起，即我们如何（可能）从自我出发去把握过去（这个客体）？维科、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狄尔泰、李凯尔特等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这个问题却没有消失于无形，始终困扰着史学家们。 随着理论的发展，近代以来包括伽达默尔、德里达、海登·怀特、凯斯·詹京斯等人，对偏见的争论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们往往借偏见的名义，否定过去的客观存在，否定正确价值观对史学写作指导的必要性，要么将所有偏见合法化，要么将所有主观因素（包括价值观的指导）都归入偏见而加以拒斥，都走上了一条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而与这些理论相对立的，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 对偏见问题的混乱认识，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对偏见这一概念没有进行合理的分类分析，应将合理的主观因素、价值蕴涵同不合理的偏见区分开来。我通过四个层次进行了这样的区分。一是偏见的对象层次，包括档案记录者的偏见、史学家的偏见和读者的偏见。二是偏见的产生层次。包括合理的理解前结构、不合理的后天自我偏见、史学家的时代关怀。三是历史的书写层次。历史作为一种叙事，其行动必然包含着“价值”与（必要的）“想象”，这与那些偏见并不相同。四是历史的评价层次。充满偏见的历史作品根本不能放在历史的行列中进行比较。 通过一种分类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偏见问题的本质。对偏见的克服，是历史学在客观性的维度上为自己进行的辩护。这样一种辩护，必然地由客观性逐步走向历史学家主观性的反思，再进而进入广大读者的主观性的观照。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对偏见的认识得以逐步清晰，也使我们了解到历史写作中所必然蕴含的价值维度。从偏见的问题出发，我们首先追问过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又开始思考历史学家如何书写的问题，最后我们必然又来到了历史写作对当前社会（读者）的意义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对偏见问题的追索，使我们一步步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深刻内涵，最终使我们发现，偏见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史学方法上的辩思，更涉及一种史学价值观的竞争。而要克服偏见问题，就需要我们在历史写作中始终坚持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即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在，这就保证了历史学“真”的一面；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要求我们始终要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就保证了历史学“好”的一面。“真”是历史得以成为历史的基础，“好”则是历史其意义的保证。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