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所谓的“新儒家”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帜，要求在政治上恢复地主、资本家的地位。这种声音恰恰可以与北洋军阀时期鼓吹读经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媲丑”，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斥的文化“逆流”。 20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试图用启蒙改良来取消百年革命的意义；还有人提出要告别“五四”以后的激进主义，回归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如今二十多年过去，在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结出了“果实”，各种各样的“新儒家”的声音占据了学界和媒体界头条——重建“孔家店”、反思激进主义、恢复“乡绅”等等。面对这一情况，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回顾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从中发现新的理论价值。 晚清的革命与改良 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了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开始反思晚清的政治与社会，尝试通过政治改良来挽救晚清。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劝说光绪皇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此展开。然而不幸的是，戊戌变法并没有在改良道路上挽救晚清政治，反而刺激了革命派的出现——改良和革命成为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思想系谱。 康有为身处广东，深受晚清对外开放的影响，很早就接受了外来文化，加之对数次科举失利的反思，他认为“引进现代思想最大的障碍在于士大夫群体的因循保守”，希望通过思想变革来促进政治变革，这是康有为晚清发动今文经学运动的政治背景。通过撰写《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论证了自新莽王朝之后，中国经学传统就被新莽王朝所篡改的古文经所笼罩，之后的儒学文化传统就是为王朝专制思想服务，因此需要恢复先秦孔子学说。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则论证了孔子改制思想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统一性，因此恢复孔子思想传统就是实现西方现代性。于是，晚清政治改良以恢复先秦孔子学说为旗帜，为现代性政治变革找到了正当理由。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康有为改良思想具有双重性质，在思想文化上激进地否定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将其视作君主专制的思想；在政治角度上，以维护清朝政治为目的，进行现代性政治改革。正是由于康有为改良思想的双重性，所以受到文化保守派和政治革命派的双重攻击。 在文化和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章太炎——晚清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和反满革命的鼓吹者，他试图将民族革命与文化保守主义予以融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被迫流亡海外，而其国内影响则被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革命派所取代。在文化上，章太炎与晚清士绅对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深恶痛绝，认为康氏既不尊重经学传统，也不尊重孔子，因此章太炎一方面撰写《订孔》来批判康有为“孔子改制”之说；另一方面申说“六经皆史”，来反对康有为“新学伪经”之论。应该说，正是章太炎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清算，才帮助晚清政治革命派摆脱了康有为改良思潮的影响。在政治上，针对康有为的“保皇改良”，章太炎针锋相对地鼓吹“反满革命”，呼唤起汉族对于满族政权的仇恨，要求恢复汉民族的政权。很显然，章太炎的政治革命并不带有政治现代化的性质，甚至他曾公开表示过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方案的反感。 从上可以看出，晚清政治改良与革命运动、经学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文化斗争最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化上激进与保守、政治上改良与革命的错位，导致了晚清思想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双重变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