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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里长堤”的修缮与崩坏 “钦堤”得名于朝廷发给帑金修筑，朝廷拨帑程序为一般筑堤前，地方大员对修筑经费估算后报送工部，经工部审批后，责成各地道库分别配发[10]。在堤堰修成后，地方大员需上奏折说明所筑堤长、顶宽、底宽、堤高及所费土方等各项内容[11]。官修的河堤竣工后，朝廷一般会派员查勘收验，对筑堤官员“稍有怠误即以严办，若有尽心职守之人，亦不可掩没其功。”如嘉庆十三年(1808年)堤工完成后，即派户部尚书德瑛、大学士刘权之“勘验堤工”[12]34。但拨帑修堤并未形成固定制度，朝廷对“千里长堤”的投入并不是主动而稳定的，在乾隆时期完善河堤体系后，据《东华续录》可知，“千里长堤”其后的维护状况为： 戊午谕：据裘行简奏直隶旧有千里长堤，自乾隆三十七年大加培筑之后，已阅三十余载，其新旧格淀堤自乾隆十年、三十二年增筑以来，亦久未办理。见在堤工卑薄处所，多被冲刷，河水淤塞，各水纵横四注平野，不可不亟讲疏筑……直隶千里长堤及新、旧格淀堤两项工程年久塌卸，附近民田多成巨浸。[13] 档案所言“千里长堤”河工“久未办理”，意思是朝廷没有大规模的发帑筑堤行为。没有较为充裕的帑金支持，千里堤体系日渐破败。不过即便如此，修堤仍在继续。在这三十余年间，修堤的资金、人力来源主要是“以工代赈”及“劝用民力”。河堤一旦出现险情，多伴随水灾的发生，大灾需赈，顺便用民力修筑河堤等公共工程，这“既可接济赈民，又可潜消旱潦”[14]，因此是比较通行的做法。乾隆七年(1742年)，朝廷对“以工代赈”的规定是，官堤给予全价，“至民堤民埝，原应民间自行修筑之工，遇偏灾之后以工代赈，自雍正十三年以后，照例准给官价十分之三。自乾隆七年以后，照例准给官价一半”[15]813。 梳理千里堤的修筑过程可知，其中既有官堤，也有民埝，这一问题在道光年间才得以解决。乾隆五年(1740年)直隶总督孙嘉淦在奏折有对“劝用民力”的详细说明，指出“劝用民力各工亦非尽委之百姓，臣已经委员会同地方各官为之分工段、量高卑、定尺丈、均夫役、立条规，选绅士之好义及乡里之公正者，董率其事”[16]。清初国家发帑筑堤是中央权力深入地方的体现，而劝用民力则使官方从地方事务中抽身，培植了地方，特别是乡绅势力。官方既减轻了筑堤负担，也放松了后期的监管，只是在灾情过重“民力难纾”时，朝廷仍会选择以工代赈。 在“千里长堤”与新、旧格淀堤筑成后，两堤虽已相连，名称、管理却一仍旧制。在乾嘉时期奏折中，常将“千里长堤”与“新、旧格淀堤”并称[17]。道光四年(1824年)，素有治河经验的程含章上奏建议：“此项堤身，旧分千里长堤、新旧格淀堤、格淀叠道名目，其实止系一堤，一气相乘，应请统名为千里长堤，以归简净”[18]。不过这次更名只是将“千里长堤”名称有所扩展，囊括了格淀堤等，在实际管理与维护中，各堤仍互不统属。其后，由于子牙河堤防护工程繁重，朝廷将其剥离出“千里长堤”范围，正如道光帝在谕旨指出：“直隶千里长隄自高阳县之刘家沟起，至天津县之西沽炮口止”“千里长堤”在清后期文献中仅为“清河南岸也”。 道光五年(1825年)，直隶总督蒋攸铦在“奏为直隶千里长堤工程告竣公同酌议善后章程事”[19]一折中列出“千里长堤”善后章程六条，各条内容除再次奏明将千里堤与格淀堤统名为“千里长堤”外，也提出了官堤、民埝不分的解决办法：“从前千里长隄本系民修，惟格淀隄并无民修之例，迨嘉庆十二年动项修理之后，亦奏准均归民修。现在隄工请帑一律修竣，应照旧章俱责成民间自行修理，每年大汛饬令近隄十里以内村庄，勿论绅士旗民，按户出夫，昼夜在隄巡防保护。”[19]朝廷将“千里长堤”的管理维护权交由地方，再由州县交与士绅办理。其余各条多涉及“千里长堤”的日常管理，如“严禁占礙河淀以资蓄洩”“酌设衩夫垡船以复旧制”“濒河险工应建堡房并筑防风埽段以御大汛”[19]等。道光帝览此奏折后，朱批“立法非艰，行法惟艰，故为政要在立法必行也”，并要求蒋攸铦“妥为之断不可日久怠生，仍复如前也”[19]。此奏折本意在制定禁令，约定章程，却反而可以看出当时“千里长堤”日常维护的问题，如东、西二淀附近百姓在淀泊淤积地区“栽种靛草”导致“蓄水之区尽为所占”；在淀泊中张网捕鱼“最足壅聚泥沙，洩水之途又复不畅”；河堤受水冲刷，日渐单薄等。东淀与西淀上承清河、子牙河支流，下入天津汇入海河，淀泊淤积致使一经大水即有漫堤危险，而河堤在嘉庆时期已经“有堤身仅存一线者，有堤址几如平地者”[11]，一遇水患，即成险工。 在淀泊淤积外，河流改道，尤其是“浊流改道”对堤堰的冲击作用也不可小觑。“清浊分流”是清代治河的一个重要思路。相较于永定河及子牙河之“浊流”，大清河正身就是“清流”，不过即便努力分流，“浊流”仍不时影响“清流”。道光十年春季涨水之时，永定河浑流南徙东淀，逼近千里长堤。先是，“嘉庆二十三年永定河下游南移，将东淀杨芬港以下逐渐淤塞，致令大清河之水与永定河浑水合而为一，俱由杨芬港东南之岔河，经杜家道沟归韩家树正河行走，杜家道沟即千里长堤堤身也”[20]。永定河向南漫溢，不仅影响大清河清流与千里长堤，更会间接危及子牙河及南运河。永定河浑流旺盛的沉积作用，垫高了大清河身，使得河水随时有漫堤危险。时任直隶总督的那彦成提出加固堤身，道光帝却不尽满意，提出“现拟帮培杜家沟隄身原系急则治标之法，此外有无别策？俾淀不受淤水有归宿”[21]61。后那彦成于永定河下口处加以挑挖，引导泄洪。子牙河作为浊流，其上游之滹沱河在清代也多次改道，曾先后走南、中、北三路，其中汇入子牙河者为滹沱河北支。同治七年(1868年)，滹沱河改道全由子牙河入海河，致使子牙河河堤险情频发，后“虽经肃毅伯李鸿章奏请展河筑堤，其害终未有艾也”[22]15。子牙河还会在河间府境内北经古洋河入五官淀(西淀湖泊之一)，进而影响了大清河与“千里长堤”，加重了淤泥沉积，也增加了堤坝险情。 在同光时期李鸿章督直隶后，疲于应付“洋务”“发捻”的清政府再无暇顾及“千里长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最后一次拨款修堤后，再未有筑堤行为[23]16。进入民国后，随着河流改道、东淀淤塞、其他水利兴修等水环境的变化，作为统一河防体系的“千里长堤”已不复存在，而留作河堤名称的“千里堤”仅出现在文安、任丘等个别州县。民国十九年(1930年)九月《河北政府公报》刊有禁止天津县民间卖千里堤的训令[24]，也是只言片语，“千里长堤”遂逐渐淡出时人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