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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事处权力的官民转换 “千里长堤”的修筑，体现出清代河堤兴修的两种形式，一是“民堤官修”，一是“官堤民修”。两种兴筑形式在其修筑主体、客体、资金来源以及修筑过程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出了公共事务权力在朝廷、地方、民间三者之间的转换。 所谓“民堤官修”即是在民间堤堰基础上，由朝廷统一修筑的堤堰。国家发帑并委派河道专员专署河防，而地方官则由明代修堤的主导者演变为参与方、执行者。在“千里长堤”的兴筑过程中，除了国家发帑筑堤外，还有劝用民力等形式。此时国家则从地方事务的主导者变为参与者，同时让地方官员兼任河道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士绅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后期士绅甚至可以独立主持地方的筑堤事业，是为“官堤民修”。 除了主持修建的主体不同，官堤与民埝在修筑资金上亦有差别。官堤多由朝廷发帑兴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朝廷拨帑修堤并未形成固定制度，往往与财力相关，不过也并非绝对，如在财政捉襟见肘的同光时期，朝廷也屡从直隶总督李鸿章所请发帑修堤。与其他经费来源相比，发放帑金是官方行为，资金分配及时充足，故而能迅速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国家对“千里长堤”的投入并不是主动而稳定的，经常是其他资金调拨方式持续了一段时间，如果出现溃堤等险情之后，才动用帑金进行集中整治。 “官堤民修”的资金来源多出自地方州县及民间。“千里长堤”中来自地方民间的资金多出自朝廷摊派及乡绅捐款。“摊丁入亩”之后的地丁银是摊费的主要来源。清代末期，随着乡绅势力的增长及河堤体系的解体，乡绅捐款修筑本邑河堤蔚然成风。这样在“劝用民力”中壮大的乡绅力量，进一步控制了河堤的管理权。除摊派与绅捐外，还有官员捐俸与商捐等形式。与水利官营的官堤相比，民埝的修筑规模与效果，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在州县自行筑堤中，以邻为壑，在水利上各自为营是普遍现象，因此导致各种水利纠纷，甚至需要朝廷的调节。“千里长堤”在兴修初期是官方修筑行为，朝廷下发帑金修筑，之后按流域来治理维护，自上而下，凭借国家的力量促使州县协同修筑堤坝，大大减轻了州县间的矛盾。自然，“减轻”不等于消除，长堤修筑后，各州县仍有“昧于自卫之见”的做法，但相较于前，已然进步。不过好光景没有持续下去，同光时期，由于国力不逮，在各地依靠民间义赈修堤的方式已然成风。义赈的发展，相当于加强了民间士绅的力量。 国力强盛时，国家修筑大型水利工程，一定程度是中央渗透到地方的社会管理中，加强了集权；而国力衰微时，国家无力承担，被迫交出此类大规模的民生工程，接手的则是财力雄厚的地方势力，其力量在广泛参与社会事务过程中膨胀。中央与地方实力，在对峙中此消彼长，而水利工程仅仅是这一过程的缩影。随着地方大员在财力、人力上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导权，中央集权的地位被动摇，也就不难解释晚清愈演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了。 ①与雍正《畿辅通志》相同说法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四《工部》、《续修大清一统志》卷七《顺天府四》、《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十五《保定府》、《畿辅安澜志·清河卷下·隄防》、《清史稿·地理志》等。其余五种说法分别为“千里长堤”经过雄县、新安、清苑、安州、高阳、任邱、保定、霸州、文安、大城、河间十一州县，长七百余里；起于保定府蠡县，终于河间府，长七百余里；起于保定府高阳县，讫于河间府，长度七百余里；起于保定府高阳县，止于天津府西沽，长四百余里；起于顺天府固安县达天津府西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