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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需要新的力量、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和新的制度，来建立新的秩序。这一点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提出世界正在迎来自由民主制度一统的“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意识到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看法，并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中国，包括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治理模式。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的是“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前仆后继、不懈奋斗，其间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历史性选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解决了绵延百年的“救亡图存”悬题;而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举世瞩目，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时，怎样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可回避地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由程亚文、王义桅合著，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一书，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这部著作以“天命”为主线，在纵论时代巨变和中国复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如果套用前两个历史性课题分别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四个字来表述的话，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似可以用“引领世界”四个字来概括。本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回到常规的世界”、“文明中国的再出发”和“开创一个新时代”三个部分，在叙述上则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世界怎么了”，谈世界发生的重大变革;二是“中国的新使命”，谈中国要站在自身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新高度，承担起引领世界的历史责任;三是“中国如何做”，谈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具体战略运筹。正如乔良将军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说，读罢全书，令人振奋的不仅是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文字和不失理性的进取心所激发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更是作者站在人类文明高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做的思考。 本书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样一个判断: “2008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显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陷入崩溃，西方世界近世以来用以处理自身及全球性问题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世界急需新的国家走到前台，提出并实践新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推进新的制度安排，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全书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判断展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