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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述的是如此重要的历史性课题，涉及的方面是如此之广，提出的新的观点又是如此之多，自然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讨的地方。比如，本书对中国成为新领导型国家这一命题的论证更多地是从历史、文明的层面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角度展开的，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被国际社会接受为领导型国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实现了良好且具备可推广性的内部治理，是否创造了良性且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中国虽然在国家内部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国际社会有“中国模式”之说，但我们依然面对许多严峻的挑战，诸如资源与环境的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挑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挑战，文化软实力不强的挑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挑战，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挑战等等，亟待解决。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还远未到可推广的程度。在国际事务方面，尽管我们提供的公共产品日多，提出的倡议日增，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也还未能提出一整套成熟的“源于自己而又属于世界”的国际关系构想，更遑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显然，本书对这两方面的论述是不尽充分的。又如，与前一个问题相联系的是本书关于“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关系的论述，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需要平衡和把握的关系。本书的重心显然是强调“有所作为”，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主动去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就处理不了所面对的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纠纷，保障不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扩大。但是，现今的国际秩序虽已失序但还未到崩溃的地步，美国无论是从经济、货币、军事、文化还是综合国力来说，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虽然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伴随着的是国际纠纷的增多，周边摩擦的加深，我们还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花很大的精力来化解这些矛盾，因此，我们还必须在“韬光养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即在维持和建设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下，积极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的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还可以避免一些国家的忧虑，以至出现战略误判，影响其对华政策和行动。美国在一战前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但仍然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直到二战结束才开始真正主导世界秩序，这值得我们思考。再如，中国要成为新领导型国家，迈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本书对这个问题有不少讨论，也有一些精彩的论述，但在强化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方面仍嫌不足。就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两国存在着不小的利益冲突点，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互之间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多领域不易拆解的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中美两国都存在搞好国内和稳定国际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如果都把保持对方稳定和保持国际体系稳定作为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公倍数，则中美之间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利害共同体”的构建就有了广泛而牢固的前提和基础。以上所述恐怕是中国学者下一步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王义桅教授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领域涌现出来的重要学者。2013年他曾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该书力图通过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当代欧洲问题的文明史解读，消除长期以来西方刻意渲染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本书体现了作者具有很强的“文明自信”。而这次他与程亚文合著的《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洋溢着“中国已受天命，不能不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建设人类新文明”的精神，这体现了作者已从“文明自信”的阶段上升到“文明自觉”的高度。我们国家有这样一批高度自觉、挥斥方遒的思想者，怎能不唤起全民族新的觉醒，新的奋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