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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作为一个新领导型国家，中国当然要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建构中去，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各个领域应有不同的参与策略。作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对外战略安排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推动建设以亚欧大陆为依托的新经济全球化体系上。其最终结果，是要形成保障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三环，国际体系。”作者进一步解释道:“在中国周围的是第一环，即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结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地区内的国家形成工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连结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地区内的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相当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后发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即最后一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工业品和技术交换。”作者还主张以这“三环”结构来安排外交工作的轻重缓急和前后左右，这意味着中国有必要调整对外交往的方向和内容:先从东亚做起，进一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提高地区经济整合水平，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以“丝绸之路”连结亚非欧，推动亚洲与非洲、欧洲形成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改进政治和安全关系;以共有、共生、共治的理念，建设促进中美合作的多边机制，致力于建立积极、建设性的新型大国关系。作者的这些构想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强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中印形成战略互信、促进中国—东盟关系更上一层楼、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战略决策的具体解读。顺便说一句，以往中国外交优先顺序的安排，某种程度上是在适应西方尤其是美国外交所作出调整。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和中国在制衡苏联霸权上有共同利益，中国的经济也优先向西方开放。如今美国明确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者，并在东海、南海制造紧张局势，建立排除中国的贸易圈，中国当然有必要应对美国的挑战，联合亚洲、欧洲、拉美国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构建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美国内部的现实主义力量改变美国传统的冷战思维，承认新的国际现实。中国未来的对外战略选择当然是与世界互动的结果。 第五，呼唤新的人类文明。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是否伴随着一种新的文明的出现，它与中华文明的复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无疑是人们所关心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当然要从中国传统文明中寻求资源和智慧，更何况我们的历史和文明宝库是那么的辉煌和灿烂，其中有许许多多思想观念、制度架构和治理经验可供借鉴。就领导世界而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晚年在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到，现代社会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避免民族国家因为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出路在于走向一个“世界国家”，而建设“世界国家”这一任务，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的，因为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其政治传统一直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他认为，只有中华文明才能解决今天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纷争，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且以自身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天下文明”能将不同的民族整合成统一的国家，它应该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此，本书多处强调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理想主义，并具体论述了其可能带来的益处。同时作者还指出，中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天下文明”的简单回归，而是有待探讨、实践和总结的一个新事物，它需要站在全球文明的高度，吸引欧洲文明、美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的成果，融会贯通各种文明，形成一个“源于自己而属于世界”、“包容历史又包容西方”的新的人类文明体系。为此，作者从探索“无界世界”、创新“中国模式”、注重树立典范、建设开放社会、善用传统治理资源、推动中国文明转型等角度作了详细论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完成自己伟大复兴的同时，还肩负着引领世界走进新文明的历史使命，这是贯穿全书的一种情怀，也是这部著作最终要告诉读者的理念和担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