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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天文学曾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数学、医药学、农学一道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科学。不过在近年的科学史研究中，却流行着一种简单否定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风气。比如有学者说，中国古代天学（即天文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出自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的人，但在古代中国迄今尚未发现，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这种情形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为皇权政治服务的，是政治占星术，而不是科学。 无独有偶，这种认识在国外学者中也曾经颇有市场。例如，法国学者马伯乐认为，中国天文学的历史很短，直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天文学还没有产生。还有外国学者说：“中国历史虽然长，但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也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从来不晓得把自己提高到最低水平科学推理的民族……他们是迷信或占星术实践的奴隶……中国人并不用对自然现象兴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一种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 对以上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中外历史上的天文学都曾经与哲学、宗教和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天文学。如果忽视这一点，过分夸大中国古人理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学服务时政的功能，而将古代天文学简单贬斥为“伪科学”，显然是不周全的。 科学和伪科学需理性界定 关于什么是科学，有很多定义。但判定科学的唯一标准应是它是否反映客观规律，而不是科学家的信仰、科学的用途及服务对象等因素。“伪科学”论者喜欢拿西方的例子作比较，那我们就看看西方历史上科学家的情况。 众所周知，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都强调为上帝服务。如哥白尼为认识“神的智慧”而潜心研究宇宙星体运动的规律，提出宇宙以太阳为中心是出于造物主的“神意”。布鲁诺既是僧侣又是神学博士，他将“日心说”解释为神性的象形文字。牛顿认为自己负有重要的神学使命，“要证明神的造物之功”，将宇宙的原动力归结为上帝的作用。这些例子足以表明，西方天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人类科学知识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同样，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官员曾为当时的皇权服务，就否定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科学性或科学价值，故而“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为皇权政治服务的就不是科学”这一结论，显然也难以成立。换言之，无论科学家信仰什么宗教，为谁服务，只要他们仍然是在探索自然，而且符合自然规律，就不能否定其工作与成果的科学性。 还有学者试图从理性与非理性区分的角度论证中国古代天文学非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分为“理性科学”和“博物科学”，中国古代只有博物科学而无理性科学。事实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需要理性，李时珍研究医药的疗效也需要理性；数理天文学“独特的推算方法”需要理性，天文观测的推断也需要理性。要之，包括数理科学、博物科学、实验科学及工艺技术在内的任何科学都需要理性，并不存在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科学”。可见，从“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天空博物学”的前提出发，也不能得出它不是科学这一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