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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与“前现代世界体系”：怎样才算真正地“开眼看世界”? 直至今日，中国史研究基本上分为断代史和专门史，与边疆民族—社会以及其他文明圈的互动交流一般被归入“民族关系史”和“对外交流史”的范畴之中。前者往往站在中原、汉族的角度，所谓的“民族斗争和融合”，其实更强调的是农耕—儒家文化对边疆民族的抵抗、统治和同化；后者则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线索比较单一地研究中外文化、贸易的往来和交流。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研究现状使得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处于两条平行线上，缺乏紧密的联系，造成各自颇为明显的局限性。应该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刻板界限，中国史的研究再不能画地为牢了。(22)我们常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拖入世界史，但全球史的研究表明，在被拖入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之前，中国其实一直都是“前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区域，是“世界史”的发动机之一。麦克尼尔在1982年撰写《竞逐富强：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的时候就深深认识到，在11世纪以后，是中国宋元时代的商业扩张推动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贸易的勃然兴起。这一发现使得他意识到：“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应该首先关注共生的世界体系的变动，接下来再把不同文明内部以及类似民族、国家的更小的实体内部的发展纳入这个不断变动的整体框架之中。”(23)全球史研究提出并运用的这种“前现代世界体系”的观念、理论和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眼光、工具，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传统中外关系史、民族关系史的局限，把中国放在各民族、国家和文明构成的“前现代世界体系”之中，把中国和世界作为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以考察、探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联动关系，这种考察即使聚焦于某一特定事物，也是一种立体的、系统性的研究，将呈现出网络状的社会、文化系统及其演变。 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介绍了全球史研究的四种理论方法，其中第二种就是“世界体系”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受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可以说是“世界体系理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运用。(24)“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沃伦斯坦、阿明等，这种理论基本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认为16世纪便兴起了一个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侧重考察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体系之中。美籍阿拉伯裔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Abu-Lughod)在1989年出版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中首先将“世界体系理论”运用到前现代历史时期，她的研究表明，13世纪的世界体系跨越了从西北欧直到中国的广阔区域，其间有八个相互交集的贸易圈连接着四大中心地区：西北欧、中东、以大运河为轴心的中国、印度。直到16世纪下半叶，世界体系的重心开始向大西洋转移。(25)1993年，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K.吉尔斯共同编辑出版了《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弗兰克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许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体系，它很可能只是阿布—卢格霍德所说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他认为，不能首先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它的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相反，世界体系内部之欧洲部分的变化和整个体系以及体系其他部分是密切相关的。(26)书中收录了他在1992年发表的文章《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1700年》，其中，他把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段：青铜器时代时期(公元前3000—前1000年)、铁器时代中轴古典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世纪和近现代初期(500-1500年)，每一个时段都是一个周期，经历着扩展与收缩的交替更迭。(27)马歇尔·G.S.霍奇森早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就已经提出了“欧亚非历史复合体”的概念，他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前现代世界体系”的说法，但后者的精意已内含其中。他把“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分成四个主要的核心区域，即欧洲、中东、印度以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每一个区域又有一个具有相当持久之文化传统的核心区，这一“历史复合体”最大的中断发生在中国与印度、中东、地中海地区之间，并有若干“边缘地区”，如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世界，在“边缘地区”，几个核心区域的文化影响重叠在一起，但它的文化却不能归纳为那些核心文化区的混合物。霍奇森把这个庞大的“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当作主角来叙述世界史，而不是错误地把眼光始终局限在处于这个“历史复合体”西北边缘的西欧。(28) 时至当今，诸多学者把中国作为“前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核心区域来考察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相互影响，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它们已足以告诉我们，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存在着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关系，一旦打破世界史与中国史各自为政的格局，将大大地改写已知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图像。本特利在《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分期》(1992)一文中按照推动跨文化互动之动力的不同，将“世界体系”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一是早期复杂社会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二是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三是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四是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五是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六是现代时期(15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核心文明区，在“世界体系”每一阶段的网络系统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离开了中国史，将无法讲述这个“世界体系”的联动关系和历史发展。(29)英国学者艾兹赫德(S.A.M.Adshead)于1988年出版《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该书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及其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分为六大时期，通过将每一时期的中国与同时期其他的主要文明进行比较，说明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位置；通过描述每一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路线、交通方式，探究中国与沿线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的网络系统，由此可知中国在“世界网络”中参与的方式和程度，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极大地作用于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30)有评论者说，这本书写出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沉浮动荡的历史，它既是一本中国史著作也是一本世界史著作。(31)最近，刘迎胜在清华大学国学院编的《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中发表了《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一文，概述了从史前时代直到明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和互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积累。(32) 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网络的完善，古典文明时期迎来了跨文化互动的高峰。这些商路的开辟与维护靠的是汉朝、贵霜、安息和罗马帝国，陆上“丝绸之路”沟通了从中国经由中亚和波斯到地中海沿岸的贸易；多条海上“丝绸之路”则把中国与东南亚、锡兰、印度直到波斯和东非的广大地区连接起来，商路上流通的商品、物种、技术、宗教、传染病改变着所到之处的文化和社会。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1967)(33)、王赓武《南海贸易：南中国海上中国贸易的早期历史》(1958)(34)、刘欣如《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贸易与宗教的交流，公元1-600年》(1988)已经是广为人知的论著，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兹不赘述。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因为商路而繁荣起来，他们在欧亚大陆的交往承担着串联的角色，也将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弗里德里克·特加特(Frederick J.Teggart)的经典著作《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1939年；丘进译，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呈现出从汉代中国西北边疆延伸到罗马的一套多米诺骨牌，以及每一张游牧民族的骨牌如何不断地向西倒下直到最后一张推倒了罗马。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1989年；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通论了从匈奴帝国直到蒙古帝国的兴盛衰亡及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 后古典时代的跨文化互动以及世界秩序是由唐朝、阿拔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维持的，商旅再次往返于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中亚，而海上贸易则把印度洋沿岸地区连接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后古典文明时代的远程贸易靠的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网的重建。唐朝的扩张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和中亚密切而广泛的接触，谢弗(Edward H.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异国风尚》(1993)、《朱雀：唐朝的南方想象》(1967)写出了那些异域珍奇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权力的建立和维持中扮演着怎样显赫的角色。这一时期，中国海员往西远航到达锡兰和印度，而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也不畏艰险穿过印度洋抵达中国。8世纪，广州有人口20万，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反映这一历史状况的论著如：胡拉尼的《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阿拉伯航海业》(35)、乔杜里的《印度洋上的贸易和文明：从伊斯兰崛起到1750年的经济史》与《先于欧洲的亚洲：从伊斯兰崛起到1750年的印度洋经济和文明》(36)。后古典时代的远程贸易得益于游牧民族的组织，尤其是回鹘人，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他们组织并控制了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商路，马克林《唐代史书中的回鹘帝国》(37)关注了这一问题。后古典时代的宗教与文化传统的传播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儒家文化传播到东南亚，东亚和中亚的人们普遍改信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包括中国的广大区域上活动起来，聂斯脱利派基督教还传到了中国。 在1000-1500年，游牧民族建立的大帝国将欧亚大片地区并入其统治范围，塞尔柱突厥帝国、中国的辽、宋、金尤其是元朝蒙古帝国以及贴木儿帝国的建立，使得跨文化互动比以前时代更加密集和系统。阿布—卢格霍德认识到游牧帝国时代远程贸易的四通八达和系统完整性，她所著《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38)较早提出在1250-1350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世界体系。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上的中亚》(39)、科廷《世界史上的跨文化贸易》(40)、西姆金《亚洲传统贸易》(41)，以及上述乔杜里的两部著作，都提供了游牧帝国时代及其远程贸易的历史图像。刘迎胜的《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汇集了有关宋元时代中国的海上贸易以及形成的海外地理观、蒙古语部族的西迁、明代初年与贴木儿帝国的交往等专门研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竞逐富强：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1982年；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宋朝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中国宋朝在经济、技术、商业上的持续发展，将有助于解释整个东半球贸易增长、定居农业社会最终获得超越游牧民族的技术优势，以及欧洲后来获得世界支配地位的原因。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将500-1800年作为“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的时期，他综合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斯波义信等人的观点把11世纪中国宋朝的经济发展称为“第一次工业奇迹”。(42) 1500年以后，当跨文化互动再一次加速的时候，西欧的崛起及其对外扩张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最终，世界上的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卷入到持续的相互交流中，开始了世界历史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有一些学者认为，1500年以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因为种种内外原因逐渐从世界体系中隐退，但更多的研究表明事实远非如此，对此将于下节论述。在这里，我仅仅提到两部聚焦于特定商品而能具体地呈现出这一时期中国之与世界密切关联的著作，比如，罗伯特·芬雷所写《青花瓷的故事》告诉我们，15-18世纪，青花瓷以巨大的数量行销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带动了所到之地的技术工艺、美学风格、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传播与交融，正如其中文译本的《摘要》所说：“这不是一本瓷器史，而是一本世界史。”(43)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贸易的兴起》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他从几幅绘画入手，描述了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如何让美洲的海狸毛皮帽子、土耳其地毯、中国瓷器同时出现在荷兰的客厅里。(44) 如今，众多有关“前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与中国有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足够使我们重估东方文明力量在整个世界史进程中的地位，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东方”不仅仅指中国，更是指中东、北非、印度、伊斯兰世界，正是通过欧亚中部草原游牧民族，通过印度、中东、伊斯兰世界，中国才与遥远的“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发生关联。欧美所说的“东方”，首先指的是阿拉伯、突厥的伊斯兰世界——它是流动的并总是处于与其他文明的抗争之中，还有印度——它好似一个异质文明的走廊。一个身处庞大地理、文明体中心的中国人，那种自我中心的视野和意识是很难摆脱的，必须看到一个真正完整的世界，看到中国文明与这个世界的完整的关系，获得一种多元文化体系比较与交流的空间视野，我认为，这是全球史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