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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与“东亚海域世界” 全球史主张的对跨越国家、民族、文化边界之历史过程的研究，还包括对区域性历史世界的研究，这个“世界”并非是全世界范围的。主要从日本兴起的“东亚海域世界”研究，与中国史密切相关，提供了考察中国和中国史的“另类”视野和新的资料库，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史学者的关注。2009年夏，笔者曾在位于东京上野的日本国家博物馆参观，明清时代日本幕府将军、朝鲜李朝国王、琉球国王之间往来的国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相互称谓来看，那时的日本、琉球、朝鲜还处于一种平等的“列国”关系，再看旁边的地图，东亚大陆东部的海面上环列着台湾、琉球、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与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构成了一个“圈子”，那个“东亚海域世界”的形象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眼前，它告诉我们，“东亚海域世界”的互动和交往乃是形塑东亚各地、各国现实的巨大的历史力量，至今仍然如此。 二战以后，日本重回“东亚”，史学界对明治时期以来的“脱亚入欧”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日本文化是否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培育?相对于日本的进步，中国社会是否封闭停滞?日本与东亚是否属于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文明区域?这些问题引起热烈讨论，“东亚”历史世界的提出和研究就反映了日本史学的这一动向。其中，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颇具代表性，他们都把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视作具有一定结构的历史世界，西嶋提出了所谓“册封体制论”，堀敏一则以隋唐时代为中心提出“羁縻体制论”，论者认为堀敏一的研究更注意各国社会形态和接受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差异，从而能更全面地揭示东亚世界的联系性与多样性。(45) 在全球史的带动下，“超国家”的“地域史”成为新的学术趋向，日本对“东亚”世界的研究也越来越兴盛，其中，滨下武志提出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以其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扎实的实证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滨下武志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于1999年出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是书之所针对乃是195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费正清式的“冲击—反应”论，这种研究模式假定东亚尤其是中国社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世纪西方的冲击才是中国、亚洲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动力，这其实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学研究中的具体反映。为了寻求亚洲发展的内在原动力，就必须将亚洲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滨下发现，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由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了亚洲各地的交易活动，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贸易、商业网络，可称为“亚洲经济圈”或“前现代亚洲市场”。这个“体系”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全面进入亚洲并形成“冲击”之时，不得不面对这个已经形成的、有自身规律的亚洲经济圈及其“反冲击”，而且，当西方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由它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时，这个“前现代亚洲市场”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应的位置外，还保留和继承了自身的历史延续性，也就是说，这一体系构成了亚洲近现代史的前提，规定和制约着亚洲近现代史开始的途径和方式。滨下十分强调把“国家”和“国际”之间的“地域圈”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单位，他指出，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着地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而且，历史上的亚洲并不是一个平面体的存在，而是由多个中心—周边关系的复合体交错构成的。这种“地域圈”的研究视角充分表明了“全球史”转向对亚洲史和中国史产生的重大影响。(46) 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各国各地经贸文化关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政治版图的重新规划，东亚的国际秩序发生着剧烈而重要的变动，处于重新建构的过程之中，东亚也因此成了当今世界一个充满戏剧性变数的场域。“东亚”这个意味着某种一体性、某种有着内在联系的结构的地理、政治、文化空间概念，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变得越来越显要，把“东亚”尤其是“东亚海域”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单元而提出，不仅响应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史趋向，更让人们感受到正在现实中行进的历史的脚步，这一学术取向和议题在近年来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情理之中。2005年，一些日本学者借用布罗代尔提出的“海域世界”这个概念，开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名为“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这个研究课题获得日本文部省资助，由小岛毅牵头，总计有150人参加。羽田正说，把“东亚海域”作为一个历史空间，意在追求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的可能，以克服原先那种将多个国家、地区、文明圈的历史合在一起就算世界史的“世界史观”，同时也将这一区域内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相对化，还要改变极端专业分化的历史学和人文科学的框架，对“东亚海域”范围内的人、物交流展开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分析。(47)葛兆光指出，如果说“西域”是位于中国左翼的一个宗教、种族、语言、文化交汇的“地中海”，那么，中国的东南海域则是另一个文化、政治错综交织的历史世界，位于中国的右翼。当背海立国的宋朝把中心移向东南海域，“东海”慢慢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更重要的交流空间，日本、朝鲜、琉球、越南以及中国，再加上近代以来介入的西方，在这个空间上演了彼此交错与互相分离的复杂历史，使得“东海”成为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历史世界。(48)2009年，松浦章教授的《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侧身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中国大陆出版。(49)2010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作召开了“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然而，中国学者对于“东亚世界”的关注仍然出于他们对“中国”的深切关心，复旦大学于2007年召开了名为“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研讨会，说明中国学者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视角而获得中国史研究的新思路、新课题、新材料、新的解释模式。正如葛兆光所说，由于近年来“东亚”话题的升温，也由于欧美、日本、中国学界尤其是后现代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提法，使得如何在历史中重新理解“中国”及其形成变成一个问题。为了重新考察和解释这个大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西方的尺度和背景，转而通过“周边”来重新审视中国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存在和现实意义。这个“周边”首先指的是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这些昔日中华文明圈和朝贡体系的重要成员，长期以来，它们用汉字书写本国史，留存了大量对中国的记录，更有私人性的日记、文集、行纪、诗歌记载了对中国的见闻、记忆和想象，这些曾经共享一个文化历史传统，后来却渐行渐远的“他者”眼中的“中国”，是否能为我们的自我审视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呢?(50)最近，葛兆光出版了《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一书，以朝鲜李朝时代使者用中文撰写的行纪为材料，很有现场感地描述了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在使者眼中，中华传统在现实中国受到“胡风”的感染，已经变异、走样、堕落，中国成了“异域”，对照之下，在“野”的自己倒因为保留了纯正的中华传统而成为中华之“正统”。“中国”成了一个有边界的国家，不再是笼罩宇内的“天下”，它有着一种令人惊诧甚至鄙夷的文化特异性，而不再自然地代表着“文化”本身。17世纪以后，朝鲜、日本、中国在文化心态上的渐行渐远，清晰地呈现出中华文明圈日益加深的裂痕。(51) 上述研究还没有能够真正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理解“中国”及其形成的历史视角，但确实令人感到新鲜可喜，我们看到，那种跨越民族、国家、文化的全球史视野也为思想史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课题：文明互动和交往中的主体毕竟是人，那么，在文明交流、碰撞和互动中，处于这个过程中的主体怎样感受自己生活中的“文明的冲突”并加以处理?人们又是怎样感受、认知作为“他者”的异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是怎样重新形成和调整自我意识?等等，这些问题是文明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明互动与交流中深微的心态层面的历史。这样一些课题，作为全球史中的新方向也是思想文化史的新方向，近年来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比如，黄一农教授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把文明的碰撞和冲突落实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更加生动可感，也更加惊心动魄。(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