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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往将“新史学”限定于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的做法并不准确，实则，其与新历史考证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一齐构成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采取既接受又批评的态度，常以“经济史观”对其理论内核加以定位，并试图建构“综合史观”与之抗衡，从而实现理论体系的更新。此外，他们还依照各自的理解将唯物史观熔铸于史书编纂及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中。唯物史观对新史学的广泛影响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乃是源自理论体系的先进以及研究成绩的突出，是学术发展的逻辑结果，而非政治的产物。 关 键 词：“新史学”/唯物史观/综合史观/历史编纂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新史学典范的生成及影响研究”(14CZS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永祥(1984- )，男，山东寿光人，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引子：“新史学”的演进与民国史学的格局 由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以鲜明的立场对两千年旧史展开激烈批判，以明确的论点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即：主张在史观统摄下解释历史，并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坚持“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主张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并讲求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以“民史”取代“君史”；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等，初步建构起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理论范式。此后，如何建构新的史学话语体系，如何推进史学的科学化，就成为中国史家的共有目标和学术自觉，主要存在三大路径：一是，沿着新史学所开创的史学范式继续拓展、深化；二是，本着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致力于考证历史真相；三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新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演进，首先表现在梁启超对原有史学体系的完善和深化，如对史料搜集、鉴别、考证的详细阐述，对进化史观和因果关系的修正，对史学功能的重新认识等。其次，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取得卓著成绩，如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杨鸿烈、周予同、周谷城、陆懋德、卫聚贤等。他们在思想渊源和研究领域方面颇为多元，但在史学宗旨上极为相近，均属新史学一脉，而大都受到梁启超的学术影响。 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新史学无疑为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不仅大致扫清了可能来自传统史学的障碍，而且成为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的重要条件，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培育了适宜的学术思想土壤。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区别较为明显，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大的学术取向上保持一致，都以历史解释、史学致用、社会视野、科际整合以及历史编纂为主要元素，但二者之间又存在根本性差异，尤其在史观方面，前者始终未能跳出唯心的窠臼，逐渐走向相对主义，况且后者除在科学性上整整高出一个层次外，还具有极其鲜明的革命性。故而，以三大干流来概括民国时期史学的基本格局应更为妥当。当然，三者并非截然分途，而是紧密交织，共同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就唯物史观对新史学的广泛影响展开初步梳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乃是源自理论体系的先进以及研究成绩的突出，是学术发展的逻辑结果，而非政治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