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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诸多领域的启发性运用 新史学的治史鹄的，在于寻求历史演进的基本法则，进而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反映到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即为宏观的历史解释和深入的因果辨析，正如吕思勉在评价梁启超的治史特点时所言：“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25](P469)与此相适应，他们在史学表现形式上往往倾向于系统性的“著史”，并凭借理论创新完成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接续与超越。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依照各自的理解将唯物史观熔铸于史书编纂及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 唯物史观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而初入中国史学领域时虽有被简单化和符号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但无疑为史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论，即从经济视角展开对历史的解释。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就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在编纂史书时大大增加了经济的比重，而且尝试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比如，吕思勉曾在总结中国古代族制演变规律时明确指出：“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26](P31)旭君亦评价说：“吕思勉先生中年以后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的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秦汉史》议论精深透辟，颇多创见。”[10](P488)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极为注重对经济状况的论述，而且将其视为社会组织变化的根本原因。很典型的例子，是他对秦汉时期法治取代礼治的阐释： 法治的要求，首由于经济的发展。因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了，社会关系随着复杂起来。社会关系复杂了，次序的维持，便没有往日那么容易，往日的“德”与“礼”等等渐渐失去作用，而发生“法”的要求，这是一事。其次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动。在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贵族被奢淫生活所侵蚀，而逐渐腐化，逐渐没落，工商地主等阶级便随着各自的业务之兴起而兴起了。社会关系既然这样变了，则旧有的维持社会次序的方法，自不得不变。旧阶级所用之方法，自不能合新阶级之用。这是又一事。[27](P254) 克服传统史学偏重政治的弊端，努力描绘社会全貌，是新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也在某种程度上开了社会史研究的先河。但是，早期新史学主导下的国史重写，在社会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显然还十分欠缺。“五四”以后，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应用，无疑有力推动了历史叙述的广度与深度。他们所编纂的通史，虽仍以政治演进为主线，但大都呈现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并存的格局，并且层次清晰，明显受到唯物史观有关社会结构理论的熏染。比如，张荫麟在铺陈商代历史时指出，“上面讲的是商人的‘物质文明’。其次要讲他们的社会组织”[18](P6)，“关于商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仅此。其次要估量他们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18](P8)。唯物史观对新史学学者历史叙事模式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基于生产方式变迁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比如，周予同曾以此为理论依据对康有为的《礼运注》展开批驳，指出： 康有为最大的错误，是误认原始社会(即前阶级社会)的状态为社会发展最高段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不仅歪曲了《礼运》的正确的历史观，而且违背了社会进化的原则。试问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小康世，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用什么方法超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同世。如果从封建社会的小康世回退到前阶级的原始社会，那只是社会的萎缩，而不是社会的演进，而且为史实所必无。如果从封建社会的小康世突变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同世，那又陷于空想的社会主义论，而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论。[28](P418-419) 周谷城《中国通史》对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划分，也已经大略呈现出这一特点，只是尚不承认奴隶社会的存在，认为“希腊之奴隶社会，或出于天然的特别原因，中国历史，不能完全与他一致”[27](P113)。而编纂《世界通史》时，其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 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典型的阶段为由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经济时代，再到封建时代，再到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时代，然后到社会主义时代。例如本书第一篇第三、第四两章所述六个古文化区，都有城市工商，都有阶级对立，都有奴隶劳动，都有城市国家，都有金属器物，都有文字记录；就这种种看，都与奴隶经济阶段相当。[23](弁言) 六个古文化区就包括中国，显然他在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变迁道路后，愈加认识到社会形态理论的世界性和准确性。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也颇为广泛。《中国通史》论述了不同时期的阶级构成和兴衰，考察其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尤为注重阶级对立和斗争。比如，他阐述地主取代贵族掌握社会支配地位的过程，认为王莽改革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剧变告终，贵族与农奴对立之局完全为地主与农民对立之局所代替”[27](P290)，而封建时期在整体上又分为剥削与被剥削两大营垒：“一方面为官僚，为地主，为富商大贾等……压迫他人而剥削他人的……另一方面为农民，为手艺工人，为小商人等……被人压迫被人剥削的分子。”[27](P1083)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变化，这种关系又“转变为资本家与产业工人的对立关系”[27](P1084)。类似论述在新史学学者的论著中极为少见，应该说，周谷城所受唯物史观影响最深，无怪乎曾自言：“几十年来，幸未发生过较大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错误。”[4] 当然，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不具有系统性，只是在某些方面予以简单借鉴。换言之，这种运用属于启发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至新中国成立，唯物史观彻底占据史学主导地位以后，除已经去世和赴台者之外，新史学学者大都开始重新学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新史学思潮为唯物史观的传入扫清了道路、培育了土壤，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新史学的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这一现象既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共通性，又印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五四”以后，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给予普遍关注并加以选择性吸收、运用，虽与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效应不无关系，但主要在于唯物史观为中国历史提供了崭新、合理的解释维度，并于诸多领域内取得卓著成绩，因为当时显然并未形成可以强迫人们信奉唯物史观的政治外力，而正是得益于唯物史观的助推，新史学学者才能在探求历史演进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也从侧面进一步折射出唯物史观影响之广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