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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物史观与“新史学”理论的深化 新史学早期重心在“破”，即以强烈的批判精神打破皇朝模式下的传统史学格局，而“立”的方面虽提出诸多史学主张，基本奠定了新的史学框架，但在论述广度和深度上无疑具有粗浅的特点。民国成立初年，尊孔读经的逆流一度延缓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但这种沉寂局面很快就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此后各种西方社会科学被引入中国并对史学发生影响，一时间学派林立、新旧杂陈，大有“百家争鸣”之势。其间，新史学学者既广泛吸收西方史学思想，也更加理性地对待传统史学，试图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完善和深化原有体系，以跟上学术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历史解释方面对新史学的理论建构产生很大影响。 新史学在最初十年里形成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涤荡陈腐的循环、复古等旧史观，使进化史观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般人认识历史的基本观念，更内化为史家的学术自觉。但是，这一时期所信奉的主要是单线进化论和因果关系说，无论在内涵还是运用上，都显露出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弊端，越来越无法满足解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进程的需求。因此，继起的新史学学者在历史哲学方面展开新的探索，并将其视为历史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反对将史学限定在考证层面。杨鸿烈就指出： 我们以为历史本所以记载人类过去的事实，既有了历史的科学，自用不着“历史哲学”，但历史现象还是如赫格尔所说由精神主动呢？或如马克斯所说由物质条件来支配呢？乃至人类全部的历史到底是治乱循环的呢？还是循序进化的呢？假如是进化的话，那么，是直线的呢？还是螺旋式的呢？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历史哲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所以结果还是赞成“历史哲学”可以成立的一派得到最后的胜利。[15](P317) 这里所谓科学与哲学的区分并不恰当，却也反映出当时历史考证与解释之间的巨大张力。事实上，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都对繁琐考证和整理史料的学风给予了严词批评，而致力于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新史学的学术取向，一言以蔽之，则为“综合史观”。有关历史形成与发展动力的诸多解释，可以从本体论上划分为唯心与唯物两种路径。新史学学者试图兼收二者之长，创造一种完满的历史观。关于这一命题，实际上从前文论述中已可略窥端倪，这里再列举梁启超、杨鸿烈、张荫麟、陆懋德等人的主张以为例证。 梁启超虽一度主张“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16](P3)，但也逐渐意识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作用，并最终提出：“历史所以演成，有二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人物由环境产生，一种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环境。前人总是说历史是伟大人物造成，近人总是说伟大人物是环境的胎儿。两说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成因。我们主张折衷两说……所以我们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视或偏重偏轻。”[17](P89)杨鸿烈认为，已有史观“总是想用一个‘一以贯之’的根本原理把荒渺的复杂的全部历史都说明出来”[14](P55)，而“历史发展的状态，复杂无常，实在是受多方面的影响，断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因所能解决得了的……我们要是综合诸派的意见来解释，那就可无大过的了”[14](P64)。张荫麟则试图“举过去主要之‘历史哲学’系统而一一考验之，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于是构成一比较完满之历史观”[13]，后提出“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的四大“范畴”，即：因果的范畴和发展的范畴(包括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展和矛盾的发展)，并认为：“这四个范畴各有适用的范围，是应当兼用无遗的……不独任何一个或两三个范畴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便四范畴兼用，也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更不用说全部的史实，即使仅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而论。”[18](自序)陆懋德亦明确指出：“唯心派谓意识能限定历史的变化，而唯物派谓经济能限定历史的变化……余以为二者能相互限定，例如经济状况能改变人的意识，而人的意识亦能改变经济状况……历史变化，须从物质及心理二方面解释之。余亦谓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心理与物质有相互的影响，而不可偏于一端。此言颇为一般唯物派的历史家所忽视。”[19](P84-85) 在社会学的影响下，新史学学者看待历史进程时，不再归结为简单的王朝兴替，而代之以社会的阶段性演进。他们认为，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组成的有机整体，其变化不取决于任何一方面，而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任何单一史观都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发展，必须面面俱到，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很显然，他们在对唯物史观缺乏深入理解、将其视为经济史观的前提下，试图糅合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诸家学说，创造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历史解释范畴，颇有抗衡的意味。以往学界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在唯物史观中国化尚未达到相应高度之前，综合史观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更是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当然，从性质上讲，它不承认决定性元素的存在，实际上走入了相对主义，仍然属于唯心史观。 而且，这一综合取向也表现在他们对辩证法的认识上。当时，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都已在中国传播，新史学学者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将其基本原理纳入自身历史哲学的建构中，以克服单线进化论的弊端。陆懋德就指出：“此三定律(指对立之融合、量质之变化、否定之否定)……实揭出天地间之奥秘”[19](P92)，“盖自有此方法，而后能取人类历史之演变，纳入一定的过程之中，及一定的原则之下，此实为前代哲人渴求而未得之成绩。”[19](P93-94)然而，他们又往往对于两种辩证法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不加措意。如陆氏认为：“此方法，在唯心唯物二派的历史解释上，并无歧异。”[19](P86)张荫麟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乃黑格尔与马克思之所同主，马克思自乘为传自黑格尔之衣钵者即此。(现时流行之所谓‘辩证法的唯物史观’即指此种”[13]。萧一山则本着民族文化复兴的精神，将传统的中庸之道等同于辩证法，并称其“以精神与物质并重，实在比他们(指黑格尔和马克思)更进一步”[20](P8)。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认识和实际运用逐渐臻于成熟，尤其是社会史论战以后，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效力越来越得到认可，新史学学者的观点也开始发生转变，逐渐接受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比如，杨鸿烈一改早期的激烈批评态度，指出，“人类的生产工具一有变化，一切政治制度和思想系统也就随之而起变化”[15](P83)，“懂得这个道理，才能明瞭历史的真正原动力之所在”[15](P128)，甚至认为，“一般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史学家欲以‘唯物辩证法’代替‘历史研究法’的全部，著者认为在今日还是‘时机犹未成熟’，须待此后长时期的努力方能有成功的希望”[21](P468)，实已道出了唯物史观将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演进趋势。周予同曾谓：“学术思想只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又随着整个的底层的经济机构而演变。”[22](P322)周谷城亦认同“下层基础与上层结构”这一“马克斯氏与恩格斯氏的固有分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23](P35-36)而吕思勉所论最具典型意义，他说： 讲学问固不宜预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社会是整个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余一切现象都有关系……然关系必有亲疏，影响亦分大小……把一切有关系的事，都看得其关系相等，就茫然无所瞭解，等于不知事物相互的关系了。如此，则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24](P37-38) 这段话与之前他关于“过信唯物史观者”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不啻在某种程度上点明了新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分野。 综上，新史学学者在历史本体论方面所受唯物史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种接受是自觉的，虽然他们的认识水平尚有欠缺，态度转变也各有不同，但毫无疑问都以此为助力将史学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