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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批评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迅速传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随之形成、壮大，尤其是经过社会史论战洗礼后影响更甚，渐有风靡之势。时人曾谓：“马克思主义在一般被压迫的群众中已是一种最有权威的学说……一些知识分子也为它所吸引，全部的或局部的接受其方法与结论。”[1]“辩证唯物论……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2]与此同时，新史学也在继续发展，并形成广泛摄取中外思想资源为我所用的学术特色。唯物史观甫一兴起，新史学学者就给予关注，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吕思勉在“马列主义初入中国”时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后在马君武影响下对“马列主义之书……乃读之稍多”，明确表示“于此主义，深为服膺”。[3](P440)周谷城在“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并称：“读任何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总有不能完全接受之处。唯有读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异议。”[4]这在当时知识界尤其在高校学生群体中较为普遍，“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开放学风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思想学说，而经过对比后，他们大都初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屡受欺凌，有识之士无不奋起寻找救国之路，新史学的产生即为民族主义的产物，并以史学激励爱国心。民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逐步确立，继起的新史学学者大都不再像梁启超等人那样兼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也更具学术理性，但仍有强烈的经世情怀，试图通过总结历史规律来说明现状并指明未来应走之路，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他们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周谷城、周予同都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周谷城后来在毛泽东影响下参加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运用革命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历史”[4]；周予同很早“就已结识毛泽东同志，听过李大钊同志的演说，也访问过鲁迅先生”，并谓：“他们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使我十分钦仰。我觉得我们研究学问，也应该走他们开辟的道路。”[5]萧一山也在这一时期受到李大钊影响，强调唯物史观对人生的指导意义，认为其“于人类本身之性质内，求达到较善之社会情况之推进力与指导力……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并明言“我辈不可不明其真义，藉得一新人生之了解”。[6]与不问世事、埋首考证者所关注的问题显然存在很大不同，充分反映出两种学术之间的共通性。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种类繁多，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五四前后就被广为关注，尤其获得青年学子的青睐，不仅在于它指出了一条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提供给人们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因为它在历史解释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的观点，即揭示出经济条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萧一山就评价说：“近世以来，社会主义勃兴于欧陆，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发表‘唯物史观’之原理……即社会上一切事物，皆以经济为其基础，故凡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政治、法律等罔不受其支配。自是以后，言史者虽不尽同情于其主张，而向为人所不注意之经济问题，则已占据历史中重要之位置矣。”[7](P387-388)但是，唯物史观是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当它向异域传播，进入不同的情境时，必然要经历一个融合的过程。当时的中国，尚未能给学者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基础，因此对唯物史观的服膺与准确理解之间尚存在距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往往将唯物史观界定为“经济史观”，以比较简单的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比如，李大钊认为：“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8]这是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识。唯物史观在中国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特点，遭到以综合为学术取向的新史学学者的广泛批评，尽管他们已开始尝试将相关论点有选择性地融入到史学理论建设和具体历史研究中，而他们批评的前提正是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 比如，吕思勉早年认为：“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9](P143)他承认拿中国史事印证唯物史观，“可见其说之确者甚多”，但同时指出这一史观“抹杀别种原因，则非是”[10](P406)，明言经济分析法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和进程，并谓：“今之过信唯物史观者，则颇有此弊，史事因果至为复杂，诚有如释家所谓帝纲重重者，偏举一端，纵极重要，必非真相……以社会之事，经纬万端，故非偏举一端，所可概也。”[11](P63)萧一山则谓，“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12](叙例)，“故比较言之以‘经济的历史观’一辞为妥”[6]。张荫麟早年亦曾对各种史观进行总结式批评，以期综合各家求得完满的历史观，而在谈到唯物史观时称：“其以生产工具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狭义的唯物史观，其以经济制度……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广义的唯物史观。然二者皆难成立。”他既“不否认生产工具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于其他方面恒发生重大之影响”，又强调“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变迁，并无生产工具上之新发明，或经济制度上之改革为其先导”。[13]同样，杨鸿烈最初对唯物史观持较为激烈的批评态度，指出：“马克思更以为一切经济的成因可以决定人类生存所有的成因……其实马克思自己就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科学上的问题，不过藉此宣传他的社会主义罢了。”[14](P62)后来，他在认识上虽发生较大转变，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仍旧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斯的学说为‘经济史观’较能‘名符其实’。”[15](P274) 由上可知，新史学学者在“五四”时期对唯物史观大致采取既接受又批评的态度，虽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却是时代环境使然，以历史主义眼光来看，所论尚能切中肯綮。此后，随着唯物史观中国化的逐步深入、完善以及以此为指导的历史著作相继问世，新史学学者对它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并在更大范围上予以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