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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家伊格尔斯指出“社会科学的挑战”是20世纪国际史学发展的三大潮流之一(12)，因此，近代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是其融入世界史学大势、追求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派”学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旗手，认同“社会科学治史”治学路径的学人群体不断壮大的过程，可以看作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缩影。清华史学系一批学者是这一学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科学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科学治史”治学方法的践行者。清华学人的上述作用和地位，在20世纪上半叶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派”从酝酿生长到立足史坛的过程中，清华学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们中有“社会科学派”的学术代表，有“社会科学派”的运转核心，也有“社会科学派”的学术传人。 如上文所指出，“社会科学派”的学统至少可以部分地上溯至梁启超，近代中国史学对“社会科学治史”的倡导即发轫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力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还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梁启超晚年的学术生涯是在清华度过的，他移席清华之时，“新史学”的思潮虽早已成为潜流，但他对清华的选择，足见对清华学术风貌的认同，他在清华任教期间的学术成果，也充分地融入了“社会科学治史”的理念。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毫不讳言对“社会科学治史”的推崇。他批判旧史学缺乏多学科的视角，不知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现在我们认识到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直接关系”(13)，应该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从而推动史学发展。 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中，梁启超尤其偏爱统计方法，他曾指出：“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是专要看各种事物的平均状况，拉匀了算总账”(14)。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例，其中共有8个表格来阐述学术史的发展轨迹，这些表格将学术史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15)。虽然梁启超的“历史统计学”的运用还比较简单，只是用图表来反映和总结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但毫无疑问，他开启的历史学与统计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除此以外，在史学研究中梁启超“用得最多的是‘群学公例’和通观全局的‘社会学者眼光’，地缘学说及经济学原理”(16)。 梁启超援引社会科学开展史学研究的诸多理念与数十年后风靡学界的“年鉴学派”在方法论层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7)。对此，许冠三的评价可谓中肯：“任公的眼光远大更是时下史界庸人难以想象。”在20世纪初，他已经开始倡导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和整合，“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许冠三因此得出结论：“任公在这方面的尝试非但是现代史界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上的第一人。”(18) 尽管梁启超所举的“社会科学治史”大旗尚未立稳，便随着“新史学”的衰落而湮没于史学洪流之中，但是，“社会科学治史”的“种子”已经扎根于中国史坛，静待下一次的“发芽”与“绽放”。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有一批青年学人继承了“社会科学治史”的传统，并以更为专业化、系统化的社会科学方法开展史学研究，梁启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19)的史学理想，初步得到了实现。 1934年5月，一批青年学人在北京“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20)成立了“史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为吴晗和汤象龙，成员有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也加入其中。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大多数人都有着清华的经历或背景，因此又被称为清华史学研究会(21)。“七七事变”后，“史学研究会”暂停活动，直到吴晗、张荫麟、孙毓棠等抵达西南联大，“史学研究会”才在1939年恢复活动，并吸收了李埏等一批联大学生加入其中(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