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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派”中的清华学人，他们大力倡导和实践“社会科学治史”的治学理念，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突出贡献。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他们具有鲜明的治学特点。第一，紧跟国际前沿，倡导中西会通。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是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清华学人引进鲁滨孙的“新史学”等史学前沿理论，表明对于史学国际前沿的准确把握。他们主张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问题，但又不完全否定、批判过往的历史研究方法，怀有浓厚的民族本位情怀。第二，尊重材料事实，不教条不盲从。清华学人赞同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工具，但同样承认各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有其各自的局限，在史学研究中秉持“训诂治史”的底线，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如果结论框架与历史事实发生冲突，则必须放弃解释，尊重事实，拒绝陷入公式与教条的泥淖。第三，重视统计方法，开展计量史学研究。清华学人往往有着交叉学科的知识背景，受过较好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因而十分重视统计方法在治史工作中的运用，并取得较大成果，梁方仲、汤象龙、吴承明等学人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第四，强烈的现实关怀，炽热的爱国情感。清华学人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注重历史问题与现实环境、国家需要的结合。汤象龙对于鸦片战争经济原因的分析、蒋廷黻将政治学理论引入中外关系的研究等学术成果，体现了清华学人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治学特点。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漫长而曲折的社会科学化进程中，清华学人扮演了多重不可或缺的角色，有大声呼吁“社会科学治史”的梁启超，可谓“首倡之功”；有援引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入史的张荫麟，可谓“学术典范”；有组织筹划“社会科学治史”学术群体的吴晗，可谓“中流砥柱”；有维系“社会科学治史”学脉的梁方仲、汤象龙，可谓“薪火相传”；有改革课程布局，致力于会通人才培养的蒋廷黻，可谓“高瞻远瞩”。若没有清华这座学府和清华培养的学人，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料将是一番别样的光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清华，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重要策源地？为什么是清华学人，担当着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发动机？ 首要的原因，是近代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一直与世界史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尤其受到美国史学的典范性引导和影响(55)。清华因为特殊的历史渊源，与美国教育界、学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清华迥异于其他高校的一大特点。在20世纪初，美国学者鲁滨孙的“新史学”是倡导“社会科学治史”、批判兰克史学的先锋；二战之后，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成为美国学术界的风尚。清华是留美学生的聚集地，清华学人大多具有留美的背景和经历。就清华史学系而言，两任系主任罗家伦和蒋廷黻都曾在美国“新史学”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后继者刘崇鋐、雷海宗也皆是留美归国，他们自然认同和推崇“社会科学治史”的路数。蒋廷黻更是参照哥大史学系的经验来打造清华史学系的。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国学的奠基者费正清曾在清华史学系任教和学习，所以美国中国学的兴起，其原点还是在中国，但这点常被大家忽略；清华杨联陞和何炳棣等学人先后负笈美国，深得“社会科学治史”之道，对美国中国学界影响较大；近30年来，他们的学术传人又不断与中国学界交流，热心传递他们将社会科学方法融入中国学研究的实践经验。上述学术传承与交流鲜活地呈现出一张清华史学与美国学界密切互动的学术网络，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华史学“社会科学治史”传统的学脉传承。因之，清华史学与美国学界的密切联系，是清华学人在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源优势。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清华一直秉持通才培养、自由开放的育人理念，有利于塑造和培养兼通社会科学和文史之学的“会通之才”。自1933年始，清华大学规定一年级新生统一修读全校的公共必修课程，内容包括国文、英文、通史、数学类、自然科学类，这种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形成宽阔的知识视野。其次，清华的选修课程在学程规划中所占的比例很高，选修课没有院系的限制，“学生可以选本系的课，还可以选别系的，还可以跨学院选课”(56)。如经济系的杨联陞正是得益于此，才有机会选修大量文史学系的课程(57)，从而为数十年的“会通治史”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直接的原因，是清华有着简便易行、成熟规范的转系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良性流动。梁方仲、何炳棣、吴承明(58)等都在清华有转系的经历，多种学科的知识背景，客观上促进了“会通之才”的成才比率(59)。 毋庸讳言，“社会科学治史”尽管取得了突出成绩，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但这种治学路径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正如许冠三所言，近代中国的史学流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或挟洋以自重”(60)。“社会科学治史”在中国的发展和勃兴，是中国史学横向引进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结果，这导致在研究范式、问题意识等诸多方面，中国史学不仅亦步亦趋，总是落后一步，而且在与传统史学结合和史学本土化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能够在科际整合的趋势下做出引领国际潮流的研究成果，是当下中国历史学界应该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