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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②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载《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参见王家范：《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4页。 ⑤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⑥“社会科学治史”的概念在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贺照田：《从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看社会科学治史思路的限度》(《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年)》(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等专著和论文中曾多次使用。 ⑦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派”主要是指这批学人的治学方法比较一致，是为了方便进行学术史的总结和归纳，类似学者惯用的“史观派”与“史料派”之提法。 ⑧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页。 ⑨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25页。 ⑩参见赵德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回顾与启示》，原发布于《中南经济史论坛》，转引自http://jyw.znufe.edu.cn/pub/znjjsh/xxyd/sxglyjjsxs/t20051223_1384.htm。 (11)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96页。 (12)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目录第1-2页。 (13)梁启超：《新史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7、218页。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1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5页。 (17)参见陈丰：《不谋而合：“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读书》，1993年第12期。 (1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5、43页。 (19)梁启超：《新史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287页。 (20)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21)史学研究会中的吴晗、汤象龙、夏鼐、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张荫麟皆为清华毕业生。参见方志远：《谷霁光先生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22)参见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3)参见《汤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24)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25)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200页。 (26)参见刘方健：《汤象龙百年追思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7)崔国华：《沉痛悼念汤象龙教授》，《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 (28)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 (29)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3期。 (30)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第2卷第1期。 (31)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32)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1861-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33)参见黄启臣：《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34)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35)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6)李埏：《张荫麟先生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7)张荫麟：《中国史纲》，重庆：青年书店，1941年版。 (38)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9年第6卷第1期。 (39)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210页。 (40)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41)《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116号，1922年11月24日。 (42)朱希祖：《新史学·序》，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又见何炳松著，刘寅生等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22页。 (43)参见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45)蒋廷黻：《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周刊》，第41卷，第23-24期“向导专号”，1941年9月1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38页。 (4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47)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2页。 (48)忻平：《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史学理论研究》，1977年第1期。 (4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2页。 (50)参见梁晨：《从朱延丰出国案看蒋廷黻对清华历史学系之改造》，《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51)参见《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民国二十六年)，《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38-348页；西南联大时期的选课制度则更为灵活，参见李埏：《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52)刘崇鋐：《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6年6月27日，第14页。 (5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0页。 (5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56页。 (55)参见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史学与红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6)李埏：《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57)杨联陞跨系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如朱自清的国文、雷海宗的秦汉史、陈寅恪的隋唐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张荫麟的学术史等。参见刘秀俊：《“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58)梁方仲1926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农学系，1927年转西洋文学系，1928年转经济系；何炳棣1934年于山东大学化学系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学系；吴承明1934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经济系，1936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59)关于清华大学的转系制度，我们将专门撰写文章。 (6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第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