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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芮(1978-)，女，河南汝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李文(1963-)，男，山西大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 2015年度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加，学科建设取得一定突破，专题研究继续拓展和深化，研究视野、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史料收集与利用方面的认识与实践也有所推进，与现实问题关联较为紧密的问题关注度尤高。 一、学科建设 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李文基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阐释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主线、分期和阶段性特征[1]。戴建兵、张志永认为，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比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宏观视角和多方面研究价值，应重视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2]；王先明指出，社会史研究应从近代社会转型、社会建设与社会环境问题等三个方面有所突破[3]。同时，学者们也开始理性思考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2015年，当代社会史学者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料收集、整理与利用的认识，乡村基层干部的日记、各类史料的结合、易见史料等均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机构也在积极发掘、抢救、整理出版有关当代社会史的新资料。 二、社会结构 城乡关系和人口结构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吴建征、朱汉国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构建起了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4]。赵入坤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政策、灾荒、历史习惯和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5]；李厚刚、徐晓林指出，在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期间，农民迁徙自由的出发点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6]；赵晔琴、丁金宏认为，1930年代至1970年代城乡通婚的达成受到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介入的制约[7]；李路路、朱斌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60余年，代际继承在各个时期始终是社会流动的主导模式[8]。 新中国成立后，家庭的规模、观念与伦理以及家庭成员的联系模式发生相应变化。王天夫等指出，1950年代农村土地集体化改变了原有的家庭关系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大家庭结构的转型[9]；张志永、李月玺认为，1950年《婚姻法》有效解决了长期积累的婚姻家庭问题，带动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家庭乃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10]；周蕾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联组织的“五好”活动用集体主义道德规范改造了家庭内部关系和邻里关系[11]。 阶层或者利益集团是分析社会结构重要的入手点。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群体出发，在微观层面上探讨了解放初期上海历史的断裂与延续。知识青年依然是群体研究关注的热点。吕薇认为，北京市政府虽曾多渠道筹措安置经费，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知青安置经费不足及其衍生的问题[12]；金光耀评析了知青历史的文学书写、史学书写和民间书写各自的特点[13]，并进而指出应加强从地方志资料入手来深化知青史研究的实践操作[14]；与之呼应，孙成民《四川知青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全面记录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堪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区域性缩影。此外，学术界对其他社会群体如对高校知识分子干部、工人中的技术干部、教师、复员军人、劳动模范等的研究也有了一定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