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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心态 社会生活史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甚至一些政治主题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引入生活史视角。王瑞芳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各地政府兴建的工人新村极大地改善了工人的住房条件，但工人住宅的修建难以赶上工业发展的速度[28]；李端祥、杨松菊认为，城乡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差别、城市偏好政策、城乡二元体制[29]；刘卫东认为，通过1953年和1954年的统购统销，国家强制改变、剥夺了农民储粮备荒的习惯和权利，对农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引爆了聊城专区的大饥荒[30]。 民俗和娱乐属于精神生活层面，是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张海荣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提倡的伦理道德助推了国家意图的贯彻，减弱甚至化解了乡村文化对硬性政策的抵抗[31]；李飞龙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对黔南地区“吃牯脏”习俗进行治理时，国家政策的推行与乡村原有的逻辑结构发生了矛盾与冲突[32]。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的政治认同尚未形成，宣传工作格外重要。杨丽萍认为，中共执政后为强化社会管理构筑了强大的大众传播网络，这有助于新政府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管理基层社会[33]；刘宇、齐小林认为，1950年代，为了动员城市民众参与各种政治运动，政府以文化馆为阵地，将国家意志和政治主张直接投射到民间社会，较好地发挥了动员功能[34]；龙伟认为，小报逐渐消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透过私营报刊改造、整编以确立党领导国营媒体网络、强化思想文化领域领导权的必然结果[35]；李小东认为，集体化时代露天电影不仅带给农民科普知识、文化娱乐，同时也使革命话语逐渐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乡村话语渐趋国家化、革命化[36]。 中国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特点，政治空间与私人空间相互融合。利用日记和书信等私密性资料进行社会史研究业已受到学术界重视。杨奎松即利用这两种资料分析了燕京大学美国教授范天祥(Bliss Wiant)在解放初期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37]；张越也以私密材料为基础梳理了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面对唯物史观史学成为主流情况下的表现和心路历程[38]。 此外，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如徐志民探讨了中国人眼中的靖国神社及其参拜问题[39]，李文对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思潮作了比较研究[40]。 六、几点反思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史，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理论方法的进步，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改革，更好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共党史区别开来。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史研究更加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而从现实出发回顾历史则有助于史学功能的充分发挥。 目前，研究当代社会史的著作大多聚焦于探讨当代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相比之下，当代城市社会史研究明显滞后。从革命走向建设或者说以建设完成革命，是革命历史及其思想逻辑的必然进程。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中心在工业，重点在城市，乡村建设或农业建设总体上处于服务于建设中心或重点的地位。对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社会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更能突出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特点。近年来，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加快，对于城市社会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代城市社会史的研究也应有所突破。 近期世界史学中最重要及最复杂的任务就是整合微观和宏观研究方法。社会史中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只有在有效整合微观和宏观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41]。中国当代社会史起步较晚，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没有具体的微观研究，就难以构建扎实宏大的通史研究。同时也要注意到，提倡微观研究、具体研究，并不是仅仅要求只进行碎片研究，而是要把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对象放置于大的社会环境中，注意研究对象与相关事物之间的联系，即使是小的研究对象，也要以小见大，反映出其背后的大环境、大问题。如果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都具有整体意识，研究任何一个小问题都致力于揭示其背后所深藏的历史内涵，那若干个具体的微观研究汇聚起来就会产生合力，最终汇聚成当代社会的整体史或通史。进而言之，对社会整体进行宏观的通史研究或许是开展微观研究、具体研究的必要前提。 当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远未成熟，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和争议亦将继续存在，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研究者们正在逐渐采用更为科学的研究体系和更为合理的解释历史的方法。未来要做的是，在社会史范围内，广泛提出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当代社会问题进行全面阐述和解释，并相应地形成较为科学的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