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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档朱批奏摺和军机处录副奏摺，是我们接触和使用最多，也认为最可靠的奏摺形态，但其中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光绪朝的朱批奏摺中，有一部分虽由光绪帝亲手朱批，但它们并不是正式的政务文书，那些批示也不会发下执行，它们只是小皇帝在亲政前用来练习批摺的材料。再如，军机处录副也并不一定是对原摺的忠实抄录，在某些时候，军机处可能会对奏摺的正本进行裁剪。晚清军机章京郭曾炘就做过这事，其子郭则沄后来曾谈及庚子年间的一桩往事说： 凡臣僚奏事不称旨者，其疏留中不发，此事前代多有。《史记》载群臣请立闳、旦、胥为诸侯王，四月奏未央宫，留中不下，则汉时已然矣。其条奏数事，或择一二事可采者交议，余事裁去留中。如道光时，袁铣条奏十事，仅以核赋课、平刑法、广教化三事交议是也。后来枢臣亦得斟酌去取。光绪庚子义和团之乱，某翰林条奏中有请惩东南大吏及按户搜捕汉奸二事，先文安公在枢直，手裁去之，以其余行部，即依是例。 按郭则沄所说，在1900年庚子乱局之中，有一位翰林上递条陈，其中有两条建议，包括惩处拒绝排外的东南督抚、按户搜捕汉奸，上谕命将条陈交给相关部院议覆。奏摺随即转入军机处，被郭曾炘删去上述两条，仅将其他内容交给部院议覆。因军机处在抄录奏摺副本时，有严格的核校程序，所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恐怕不是郭曾炘一人之力所能办到，后面应该还有地位更高的授意者。 郭则沄的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呢？我们无法直接验证，但可以通过此前两年的另一桩事例进行旁证。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上递一件封奏，题为“为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请伸乾威立赐降斥以儆效尤而重邦交事”。主要内容是弹劾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顽固守旧、不通外交，并仇视通达实务之士（暗指康有为），建议罢免其本兼职差，降调使用。光绪帝在收到奏摺后，命军机处下旨，“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这个奏摺交军机处抄录副本后再交许应骙参照回奏。这就形成了两个版本：原本和录副本。按照惯例，两版本应完全一致才是，但实际上，军机处却对原奏摺动了手脚。以下是两个版本的关键段落比对（删除线为录副本删掉的内容）： 总理衙门为交涉要区，当此强邻环伺之时，一话一言，动易招衅，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岂能胜任？许应骙于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自尊大。闻其尝在总署，因一无关轻重之事，忽向德使海静争论，德使瞋目一视，以手拍案，尚未发言，而许应骙已失色，即趋出署，德使乃大笑，加以讪诮。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其于伤邦交而损国体，所关非细故也。臣以为许应骙既深恶洋务，使之承乏总署，于交涉事件一毫无所赞益，而言语举动随在可以贻误，中国之轻见侮，未必不由此辈致之。 两天后，许应骙上奏，对弹章各款做了辩驳，光绪帝明发谕旨：著毋庸议。即宋、杨奏摺所参各条不尽切实，拒绝他们降许之职的建议。在宋、杨原奏摺的封面上，有军机处添注的小字：“另摘抄，同初四日（6月22日）许应骙摺交。”意思是，该奏摺被摘抄之后，与许应骙的回奏一起，都交给内阁中书领出发抄，相当于对外公开。各省在京的提塘官，可将这种类型的奏摺以及对应的上谕抄录下来，形成《邸抄》。京内民办报馆，则可据此印制成《京报》。于是，《邸抄》《京报》就成为各地官绅了解政情动态的资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三类奏摺。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说，上面例子中的朱批原摺是真史料，而被改动过的录副奏摺及之后衍生的《邸抄》《京报》是伪史料。删掉的部分正可说明中枢在意什么样的内容，他们最不希望哪些内容被公开；或者也可说明，当时的哪些过失或罪名对许应骙的仕途有更具杀伤力的效果，而这些也都属于更广义的历史真实。 由于档案原摺长期以来封存于宫中、军机处或各部院，在档案开放之前，当时及后来人主要依靠《邸抄》《京报》一类的奏摺汇编作为了解时政，编纂、研究历史的资料。清初纂修明史，曾大规模搜集留存于民间的《邸报》作为一手资料。我们熟知的晚清时期《经世文编》系列，部分取材于《邸抄》；《谕摺汇存》多取材于《邸抄》；清末翰林朱寿朋所编的《光绪朝东华录》，长期以来为学界所重视，也主要取材于《邸抄》；新式报刊如《申报》则有专门的《京报》版面，它与《光绪朝东华录》一样，收录的奏摺都是依据《邸抄》而再次转抄的版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