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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朝东华录》采用编年体，将相关重大事件、重要奏摺、上谕归入对应的年月日。对于奏摺而言，它所示日期，是皇帝接收并给予针对性答复的日期。《邸抄》在抄录奏摺时，往往掐头去尾，将上奏时间去掉，《光绪朝东华录》延续了这一特点，故奏摺所系日期，并非写作及发出的日期。如果该摺是京官所上还好，因递摺与批示往往在同一天；若是外官所奏，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将军、督抚所奏，那么就不宜简单采用《光绪朝东华录》所示的日期。 在史料选择上，《邸抄》《京报》有不同的版本，其摘抄的上谕、奏摺不尽相同：一般明发上谕及其对应的奏摺较多，而机密谕旨——廷寄及相应的奏摺就没那么容易获取，这就限制了由此而形成的奏摺汇编以及《光绪朝东华录》的素材来源。从主观因素而言，朱寿朋等纂史者在面对奏摺、上谕时，会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政治顾忌。阅读义和团时期的《东华录》，再比对同一时期的《上谕档》可以发现，凡涉及保护外国使节、谴责暴民的上谕，往往被朱寿朋选入；凡是言辞激烈，显示对外强硬态度的上谕，则多被舍弃不用。陈恭禄先生曾说，“《光绪朝东华续录》内容丰富，价值在其他《东华录》之上，编纂的方法也和前人不同”，“盖已成为近代编年史的代名辞”。此话放在50多年前，并无大错，因为并无更多精确的资料可读，档案也未能开放，但如果放在今天，就有问题了。 由于《邸抄》及其副产品摘抄不全，未经官方校对核准，准确性欠佳，种种缺点不利于官绅及时了解最新的政情，咸丰三年底（约1854年初），江西巡抚张芾上奏，建议由官方统一审核、发行《邸抄》。张抱怨说，以前每月有摺差进京，顺便带回《邸抄》供官员军民了解政情，但是与太平军作战之后，因道路梗阻，除奏摺外，《邸抄》无法经驿站系统传递，导致他们对本省之外的重要政事，例如周边省份的人事任免、人事调动及其原因，周边的太平军动向等信息茫然无知。因此他建议，命内阁每月将通行刊刻的权威版《邸抄》核对二十余份，交由兵部驿递系统下发，好让各地统兵大员和督抚们及时知晓全盘上谕，筹画全局，随时应变。咸丰帝收到张芾奏摺后大怒，说张芾的建议“可笑之至”，“实属谬妄”，用廷寄形式对他进行了驳斥，其中有几句话值得注意。他说，“所有刊刻邸钞，乃民间私设报房，转相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内阁为丝纶重地，办事之侍读中书，从无封交兵部发递事件，若令其擅发钞报，与各督抚纷纷交涉，不但无此体制，且恐别滋弊端”，“无论有无紧要事件，动用驿报”，“不特有违定例，亦令闻者诧异”。 按理说，督抚要求内阁发布权威版本的《邸抄》，不过是希望获得相关奏摺和上谕的权威定本而已；而使用驿站系统递送《邸抄》，也不过是想及时了解政情。咸丰帝对张芾建议的激烈反应，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就在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期间，耆英曾向道光帝报告，英军每天都能阅看《京报》，道光帝认为，“必有辗转递送之人，其为汉奸无疑，可恨可恶之至”，下令沿海督抚严密查访私行抄录《京报》的行为。也就是说，《邸抄》《京报》虽允许公开，但在皇帝看来，毕竟属于有着一定保密级别的文书，起码不应该让敌人看到。在太平天国战争尚激烈进行的时候，咸丰帝拒绝发行官定《邸抄》，大概也部分出于保密的考虑。 不过，《邸抄》系统在清末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首先是因为民办新报刊的大量出现。以《申报》为例，该报在1872年4月30日创刊起，即有专门版面发布《京报》，其中包括宫门抄、上谕、奏摺等内容。后来倡导变法维新的新报刊，也选择摘编《邸抄》的某些主题奏摺用于宣传。在这种情况之下，奏摺、上谕早已无法对外人保密。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京城部分部院与南北洋大臣开始编纂省部级的《官报》，刊载与本部门、本地区相关的奏摺、上谕、政令等内容。1906年底，御史赵炳麟建议，由会议政务处将原来的《邸抄》从民间揽过来，发行正式的高级别《官报》。这一提议得到奕劻等人赞成，理由是：“维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成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能明悉国政始。”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10月的《政治官报》。《政治官报》是日报，每天发行，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谕旨、批摺清单、宫门钞；电报、奏咨；摺奏。除了机密文件不外宣，凡交由军机处发抄以及各衙门具奏的事件，均编入《政治官报》之中。 相比原有的《邸抄》系统，《政治官报》的优点在于，第一，收录奏摺、谕令数量多，涵括全面，不像《邸抄》那样，有庞杂的版本和较多的遗漏。第二，经由宪政编查馆核准，作为法律上的定本，官民可引以为准则。第三，除了军机处发抄的摺件，《政治官报》还收入了各部院未经发抄的奏摺，也就是那些原由皇帝指甲划痕后直接发下，不经军机处之手的奏摺。这些奏摺在此前的《邸抄》系统，甚至在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案中，是难以找到的。到了1911年9月之后，因责任内阁成立，《政治官报》被《内阁官报》取代，交由内阁印铸局编纂，其主要内容未变。 今天，因新出史料的增加及学术的发展，各级图书馆、档案馆乃至私人秘藏的近代史资料得以影印出版，足以满足傅斯年所谓“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的要求。但近代史料量的拓展并不代表质的延伸，如果不加以细究，大量“同质”史料的机械重复，反而可能会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干扰。如果从奏摺、上谕等重要政务文书的涵盖面、准确性及细节的“狭义真实”来考虑，我认为不妨如此给晚清史料排个序：档案馆原档、影印或点校档案、《官报》、《实录》、文集、《邸抄》与《京报》、《光绪朝东华录》、其他衍生史料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