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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版本有着哪些特点呢？我们仍以宋、杨参奏许应骙以及许应骙辩驳的两摺为例。它们与上谕皆在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发抄，但却抄录在五月十一日（6月29日）的《邸抄》上（见国家图书馆影印版，此系较完整的《邸抄》版本之一）。这些奏摺刊登在《申报》，则已经到了五月二十六日（7月14日）。当天《申报》转载的，是五月十七日（7月5日）的《京报》全录（《京报》送达上海的《申报》馆，还需要九天时间），内含上述两摺及对应的上谕。从内容上来看，除个别字词的讹误，《邸抄》、《京报》/《申报》的奏摺版本与军机处删节过的录副版本无异，《光绪朝东华录》同样如此。不幸的是，《光绪朝东华录》对奏摺的作者进行了简化处理，写作“宋伯鲁等奏”，忽略掉了杨深秀。而实际上，宋伯鲁之所以署名在前，有可能只是因为其职务高于杨深秀而已，缩略作者的做法，会导致重要信息的丢失。 从比对信息也可看出，《邸抄》《京报》在当时的版本不一，重要的体现就是日期不齐整：奏摺产生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许应骙覆奏于五月初四日（6月22日），但出现在某一版本的《邸抄》中，已到了十一日（6月29日）；出现在《京报》中，是十七日（7月5日）；《申报》再次转载，则已是二十六日（7月14日）的事情了。如果这些版本的奏摺、奏片没有注明上奏日期，我们就很容易将它们的刊出时间误作产生时间。 《邸抄》《京报》有着不同的版本，抄录者、刊印者也会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摘录所需的主题及对应的上谕。除了这种主观选择之外，客观原因也会造成《邸抄》的疏漏。例如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际，高层政治处于不正常状态，统治者西逃，京城被侵占，内阁无法像平时那样从军机处领取奏摺发抄，民间报房也无法取得《邸抄》和印制《京报》，因此这一段时间的《邸抄》《京报》，是不完整的。 除了以上主客观原因造成的遗漏，《邸抄》在来源上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经由内阁公开发抄的奏摺，实际仅为每日政务的一部分。未公开发抄的奏摺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大量的京内各部院奏摺。按照制度，京内六部、理藩院等机构实行轮值，轮值之日向君主递送奏摺，奏报本部政事或者对所管事务进行议覆。一般情况下，皇帝给出两种简单的处理意见：“依议”或“知道了”。不过，他无须动朱笔进行批示，而是指甲划痕，“横知竖议”，即横线表示“知道了”，竖线则为“依议”，随后由奏事处太监带出传旨，交给各部领回。这部分奏摺因未过军机处、内阁之手，所以无从发抄。 还有一些奏摺，是未交代发抄。一是皇帝留中的，例如科道言官的建议或参奏，皇帝有意压着不处理；或是涉及机密认为不宜公开的（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涉及外国事务的奏摺）；另一些奏摺则是因为内容未涉及部院事务，也不交代发抄。擅自公开未经允许发抄的奏摺，是一项严重的过失。 由此一来，军机处交给内阁中书领出发抄的奏摺及对应的上谕，是有限的。也就是说，《邸抄》的原材料，本就是很不完整的。加之提塘官、报馆在再次抄录时有意取舍，导致它们的记录更加不全。就内容而言，《邸抄》所录的和未公开的奏摺相比，其重要性也相对低一些。首席军机大臣奕劻曾说：“向行《邸报》，大抵例摺居多。”御史赵炳麟也曾检讨说：“外间钞报，如《谕摺汇存》《阁钞汇编》之类，大抵皆照例摺件，于朝廷立法行政本末，无甚关涉。”这样一来，《邸抄》《京报》以及据此产生的各类奏摺汇编，其价值就要打上一定的折扣。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光绪朝东华录》身上。1909年，供职国史馆的恽毓鼎希望仿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编纂一部光绪朝政事记，他认为自己在史馆，可利用内阁便利，“凡廷寄、奏摺、列传，皆可借钞，从事编纂”。他还将当时刚刚成书的《光绪朝东华录》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引以为戒，评论说： 今年上海朱太史寿彭辑《光绪东华录》已成书，仅据《邸抄》掇拾而为之，辅以盛侍郎所藏之《洋务编》，其书疏略特甚，政事皆不具首尾（事之下部议者，其复奏摺往往不发抄。朱君不能得原摺，故徒有建议而无决议）。舍史馆而编《东华录》，犹弃山而聚铜也，无怪乎不成片段矣。私家不可作史。 这里讲到了《光绪朝东华录》的缺点：第一是来源主要为《邸抄》这一民间的奏摺抄本；第二是相关奏摺被割裂开来，例如原奏被收入其中，而针对原奏的议覆奏摺因没能发抄（原因如上文所述，即部院议覆奏摺由皇帝划痕“横知竖议”后，直接传旨发还，未经军机处与内阁之手），往往无法寻获，所以恽毓鼎感慨说“不成片段”，“私家不可作史”。不仅如此，《光绪朝东华录》为图简便，有时仅将署名在前的奏摺作者列出，这样就可能忽略重要的合作之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