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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业发展中的国家扩张与监管 在柯尔贝尔任职初期，法国国民经济中并无占据非常明显主导地位的民族工业，很多产品都要从其他国家购进。这显然与柯尔贝尔的经济民族主义设想是不相符的，1663年他在一份记录当时法国经济条件及其改革计划的备忘录中曾开宗明义地写道，“几乎所有伟大的国家，都在它的本国国土上通过各种方法实现了自我维持、自给自足，当然前提是这些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实实在在的管理”（Arthur John Sargent， The 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Originally published 1899， Batoche Books， Kitchener 2004， p30）。在柯尔贝尔的经济蓝图中，法国要成为真正的伟大国家，也应致力在所有产品上实现自给，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进而通过扩大出口在欧洲和全球市场中分一杯羹，这就必须创建和发展自己的工场手工业体系。 然而，当时的法国私人资本家普遍更倾向于充当国家债权人和包税人，不愿将资本用于从事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为了扭转既有制度安排下的激励扭曲，柯尔贝尔主导制定了对率先引入新产业的先行者赋予一系列特权或资助的激励政策，如一定年限的垄断制造权或销售权、更多的政府补贴资助、税收豁免权、皇室荣誉冠名权等。1661年至1683年间，柯尔贝尔就利用国家力量创办了近50家享受税收豁免的大的皇家手工工场（鲁友章《重商主义》，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7页），使许多奢侈品行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并在欧洲众国中建立起领先地位。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指出，柯尔贝尔去世之际的法国，“纺织机已经有五万架，每年丝织品产值已达五千万法郎” ，“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柯尔贝尔开始的［（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67页］。无疑，强有力的封建王权与国家扩张，成为推动和扶持这个时期法国产业资本迅速发展的重要后盾。 与此同时，柯尔贝尔也非常重视运用国家力量对产品质量和规格实行严格的监管规制。1671年，一家法国制衣公司负责人曾就法国出口衣物低质问题向柯尔贝尔抱怨，指出这会影响到法国产品的国际声誉，认为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这些不良厂商的做法（The 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p32）。1673年，法国通过敕令形成了关于工场手工业管理的基本指导方针，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层层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刚性纪律约束。以纺织品为例，如果达不到规定的经纱数及一定长度、宽度或重量，就会被视作违法，相关产品要被公开焚毁。如果再犯，对此负责的商人或工人还要面对行会全体人员接受斥责。在柯尔贝尔时代，普通纺织品至少须经过六道检查。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称许，柯尔贝尔主义“代表了一种从低水平的非生产的保税人和租地人向高水平的生产者的转变”。 当然，柯尔贝尔借助国家力量发展民族工业也带来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极大调整，加之他对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禁止出口和鼓励进口，使得法国农业生产出现凋敝现象。据统计，每100千克谷物在“1601—1610年间售价为8.77里弗尔。1660—1670年间，售价是5里弗尔，此后谷物价格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Wilhelm Abel，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From the Thir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London：Methuen & Co. Ltd.，p117）。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农业的伤害是巨大的。17世纪末出生的法国重农学派领袖魁奈继承了布阿吉尔贝尔对重商主义忽视农业的批判视角，更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的理论。他指出，“亚麻、大麻、羊毛、蚕丝是我们工业生产的原料”，其价值是从土地上产生的，“是纯粹的利润，是不断再生产的财富”。在重农学派看来，如果农业得不到发展，工业的发展也将是短暂的，农业才是一国的立国之本。 静态、零和与单赢的对外贸易观 中世纪后，随着新航海路线的开辟，西欧对外通商路线渐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法国的诸多沿海城市也纷纷成为各国商人云集之地，国际贸易的市场范围和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展。1664年，柯尔贝尔给路易十四写了一份关于贸易的备忘录，呼吁通过重建国际贸易体系以给法兰西民族带来更大的货币回报，从而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国力的提升。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这样写道，“金银或货币回报是贸易的唯一目的，也是提升国家伟大和力量的唯一手段”，因为他坚信只有“一国金银或货币的丰裕程度才是决定其伟大和力量差异的唯一因素”［参见“Jean-Baptiste Colbert：Memorandum on Trade， 1664”，part of Fordham University’s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1664colbert.asp）。可见，对外贸易在柯尔贝尔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中的重要位置。 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对外贸易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带来巨大的外部现金流入，而且通过发展自身的制造业及航运业，可让数百万穷困潦倒的无业人员从中得到工作机会。在柯尔贝尔看来，法国船只数量的增加与国家力量提升正相关，通过商船贸易所产生的金银货币流入将使法国极大受益。不过，柯尔贝尔所持的是一种静态、零和的视角。他认为，欧洲的整体贸易量、从事贸易的船只数量及制造品产量都是有限和相对固定的，一国要变得更加富有、强大，只有以另一国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基于此，法国还向私人船主发放劫掠敌国船舰的许可证，并将战利品在政府、私掠船主和船员之间进行一定比例的分配，以达到削减敌国船舰数量、打击敌国海外贸易的目的（沈洋、徐海鹰《略论海上私掠的历史作用——以17至19世纪法国“海上游击战”为线索》，《法国研究》2016年第2期）。 显然，对外贸易在当时也被赋予了商业之外的色彩，成为法国为经济利益争夺而进行的一场持久“战争”。晚清中国的“商战”思潮大抵也是如此。当然这也是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种流行理论和贸易观。据统计，在柯尔贝尔时代，法国丝绸厂商向西班牙出售的丝绸价值200 万里弗尔，而17 世纪80 年代法国亚麻布的年船运量达75000 船次。其中，不少贸易是通过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等具有国家职能和优先贸易权的区域垄断性贸易公司完成的，这些公司是法国效仿英国、荷兰等老牌外贸大国设置的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据点，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随着欧洲内部各国对外贸易和海运市场独立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海商法典或海事法规的制定逐渐成为欧洲各海洋贸易大国的现实需求。在法国，这一重任则由路易十四交到了柯尔贝尔的手上，后者先是于1673年主持制定颁布《陆上商事敕令》，其后又于1681年主持制定颁布《海事敕令》，这是中世纪后欧洲最早的综合性海商法典，旨在解决法国各沿海城市在处理海事争议时，因分别受《奥列隆惯例集》和《海事裁判例》等不同海法支配而易现分歧的问题，反映了柯尔贝尔对于将统一的秩序和规范引入商业活动治理和对外海运贸易的重视。此二者也为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制定《法国商法典》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法律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