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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景动因 北方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亚文化，在公元前5千纪至公元前3千纪的漫长时间里，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主要在中原的带动和影响之下发展。但约公元前2200年以后，北方文化迅速强大并对中原产生强烈影响，其深层原因当在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过程当中寻找。 北方较中原冬季更为干冷，发展农业的条件有限，狩猎采集和畜牧业程度显著高于中原；北方气候变化敏感，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资源及其经济形态的影响程度也远甚于中原。这就决定了北方地区不容易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显著差异，而且锤炼了北方人相对习于流动、坚韧不拔、勇敢强悍的集体性格。而中原处于早期中国的核心位置，年均温度、降水量和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都大致适中，使得中原“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高但不尚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徐，稳中求健，终于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成熟的文明社会——晚期夏王朝阶段”［14］。 中原文化历经磨难，博采众长，自有其坚韧的一面，但和极端气候期面临极大生存压力的北方文化比较，又要从容得多。因此龙山前后期之交北方文化的南下，竟能一举对中原文化产生强烈影响，自在情理之中。同时期整个欧亚草原文化也都有南下严重侵扰农业文化之势。至于对临汾盆地的影响最剧烈，也可能与临汾盆地本来更接近东方模式有关。笔者论述龙山前后期之交中原对江汉的“胜利”时，曾经归因于“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用其来说明北方对中原的短暂“胜利”，也还自有一定道理［18］。 北方地区尽管可以短期得势，但地处边缘，积淀有限，最终也只是将其文化要素融入中原，并未能长期引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只有这里才具备兴盛时影响全局、低谷时博采众长的特殊条件。这是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的缘由［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