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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互嵌格局的当代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国家对社会逐渐松绑，社会活力竞相迸发，社会流动迅速加快，各个民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我国“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传统民族互嵌格局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不过，在当前各个民族时空压缩式的流动与互嵌中，诸多少数民族面临生存空间的位移和文化图式的切换，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他者认同困境与社会融入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个民族的团结、交融与涵化。具体而言，当前我国民族流动与互嵌中的困境主要包括： 首先，文化敏感与他者认同困境。当少数民族由一个传统的文化同质的熟人社会迁移到另一个文化异质的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由于失去了自己往昔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又不熟悉对方的社会符号，不免在心理上产生或深或浅的焦虑。⑦再加上各个民族跨区域大流动中，由于民族文化教育相关知识的缺乏，一些原住地民族对移入的少数民族也怀有程度不一的“傲慢与偏见”，并将个别少数民族成员违法犯罪行为而产生的负面印象施诸整个少数民族群体，导致一些少数民族“污名化”和集体蒙羞。少数民族置身于异文化环境的文化敏感和文化休克，以及主体民族以自身文化体系为参照标准，观诸少数民族而产生的“致命的自负”，都不断建构和强化少数民族关于“我者”与“他者”的界别意识，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产生了“他者”认同危机，严重影响了各个民族的社会融合。⑧ 其次，社会排斥而异域融入危机。美国社会学家帕金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其中一种是集体排他方式，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⑨在我国少数民族由边疆区域向核心区域流动的过程中，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素养、知识技能、宗教信仰，甚至是汉语缺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只能从事相对低端的劳动产业。再加上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很多流入地的政府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政治吸纳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等方面，还做得相对不够，对少数民族的异域融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当少数民族异域融入受阻之后，他们反而更加强化基于族缘、血缘、亲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小团体的内在关联，并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寻求自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表达，从而造成民族异文化栖居中“内卷化”现象。 当前我国各个民族互嵌格局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向发达地区流动过程产生的他者认同困境和异域认同危机，很容易导致少数民族对整个社会的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因此，当前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必须不断消除民族互嵌格局纵深建构的阻滞因素，刺激民族流动中的他者认同，促进民族流动中的异域融入，不断促进各个民族跨区域大流动中的民族融合。当前各个民族在民族互嵌中走向民族融合，大体要经过文化融合、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分别对应了民族事务治理的不同任务。 首先，在文化融合阶段，民族事务治理的主要任务是建构各个民族都认可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族际共识，推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的社会文化氛围。这决定了政府和社会都必须加强民族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地方政府要改变民族事务治理畏难情绪和回避心理，改变传统的被动防范型的治理方式，建构一种主动服务型的治理方式。而社会民众要知晓并尊重各个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其次，在社会融合阶段，政府要超越传统的将少数民族视为外来人口的管理思维，而要站在民族团结和国族建构的高度，逐步拆除影响民族嵌入的制度藩篱(尤其是要逐渐废除户籍制度和解决教育、社保、医疗等制度对外来人口的福利屏蔽等问题)，大力推进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保障，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少数民族公共文化供给。最后，在心理融入阶段，政府在民族事务治理过程中，要强化中华民族渊源共生的历史观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鼓励和刺激各个民族在跨区域的流动与互嵌中，在传统的亲缘、血缘、族缘、地缘的联结纽带之外，建构一种现代性的业缘联结纽带，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培育和拓展自身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网络，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在时空流转的异域漂泊中实现灵魂的安顿和诗意的栖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