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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形势下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性质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矛盾纠纷增多、局部地区暴恐活动多发的新情况新问题，关于我国民族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争论多了起来。有些学者提出我国民族政策应该“去政治化”，应该实施“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质疑和否定我国现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矛头也间接指向作为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源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就迫切需要澄清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理的内在关联，进而讲清楚为何在新形势下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解决我国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指导地位。 (一)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由于现行民族理论政策的过时与失效吗？ 关于民族政策“去政治化”以及实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观点已经多有讨论，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回应，因此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与合理性。但关键在于，这种回应是否完整把握了我国民族关系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性质？是否应该将我国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我国民族理论政策乃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过时与失效呢？ 概括地讲，民族政策“去政治化”以及实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观点集中体现的是进一步促进民族融合的思路，强调中华民族进行国族建构、杜绝民族分裂隐患的重要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政策在这方面存在缺陷，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识别工作、民族优惠政策等实际上强化了各民族的民族身份意识，人为地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界限与隔阂，从而为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旦民族间的矛盾被外部敌对势力激化和利用，就有可能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对这样的事实进行认定和确认(即进行民族识别和强调民族权利)本身并不必然造成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因此将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民族冲突归因于民族身份的界定和民族权利的强调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脱离具体条件的抽象判断，其实质反映了一种西方民族主义的视角。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逻辑，[4](p.99)因此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民族身份和民族权利的强调会强化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的强化势必导向谋求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导致产生民族分裂的风险。 然而，这种观点其实是将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与民族主义理论混为一谈了，至少很大程度上是等同视之的。因为这种观点的核心逻辑是：我国对各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权利的确认和强调必然导致民族主义意识的张扬，必然导致民族国家建构的冲动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的膨胀。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更多的是基于理论的推导而非现实的论证，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一厢情愿或想当然，经不起事实和实践的检验，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关系就并没有因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宣扬民族平等及民族权利就产生民族分裂的危险，反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这就说明民族身份的确认和民族权利的强调与民族关系的变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由此可见，当下民族关系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应该简单地从我国民族理论政策乃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那里找茬、找原罪，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考虑当下民族关系领域的实际状况，从变化了的国内外条件出发来审视民族问题的情况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