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形势变化是新形势下民族关系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因素 从世情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东欧剧变、冷战格局终结后获得了新的发展,世界上又分化出许多新的国家,民族纷争冲突不断。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使民族主义形态又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使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联系更紧密,使民族国家的公民开始向全球公民转变;另一方面,也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民族感受到危机,它们往往借助于民族主义的旗帜来强化自身的认同以抵御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就使全球化在民族关系领域造成了两种相对立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合的趋势,另一种是分的趋势,两者相互激荡。因此,全球范围内伴随着经济一体化而出现的族性张扬现象[7]势必也会对我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除了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国际反华势力从来就是将民族宗教问题当作干预我国内政,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最好突破口,它们历来就是民族分裂势力的后台老板。西藏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只要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反华势力气焰比较嚣张,达赖集团就借机向我施压,例如拉萨“3·14事件”就与国际反华势力借我国举办奥运会之机向我施压紧密关联。而乌鲁木齐“7·5事件”也有分析表明有美国干预的身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民族问题必然表现出相应的新的特点和因素。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民族关系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关系状况没有可比性。如果将新形势下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加思考地归结为原有理论政策的过时失效,那么我们就既无法看清新形势下民族问题的本质,也会对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不可避免的误读和误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