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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变迁是新形势下民族关系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主要国内因素 当下民族关系领域的国内外条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在经历深刻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要求中西部地区首先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等到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再反哺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要服从这两个大局。为了整体的发展利益，这样的区域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历史起点比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这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必然使其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的阶段内也不可避免地会拉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原本就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数据显示，虽然中央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前所未有地加大了扶持力度，民族地区获得了更高的发展速度，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绝对差距仍然没有得到扭转。[5](p.59)据统计，2000年民族地区的小康指数为44.4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经过10多年的发展，2012年民族地区的小康指数达到70.8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2.71个百分点。[5](p.138)由此可见，民族地区虽然获得很大发展，但由于起点低和基础薄弱，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中存在效率优先、利益至上的去政治化倾向。这种具体工作中的去政治化倾向如果说在东部发达地区还只是比较纯粹的公平效率问题的话，那么在民族地区就会具有更为明显的政治性质，引发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好资源开采过程中惠及当地和服务全国的关系，又如如何确保少数民族人口就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受到歧视，如果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分化不可避免地与民族分布产生某种程度的关联，使阶层差别不可避免地与民族结构产生某种程度的关联。[6](p.193)这样就会产生叠加效应，使发展过程中原本比较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化，使民族问题与非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民族关系领域的问题复杂化，从而对原有的相对比较简单的民族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困扰，一旦不能正确认识和理性看待，这些问题就容易形成民族隔阂，造成心理失衡，产生新问题新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