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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团结是以民族平等为前提的，如果丧失了民族平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进而实现民族融合。而对少数民族来说，平等不能仅仅体现在权利的平等上，更要体现在事实的平等上。列宁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8](pp.352-353)也就是说，民族平等的政策不能仅仅满足于权利上的平等，除了权利平等，还需要事实上的平等，但要促进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就必须像列宁所说的给予少数民族必要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补偿政策以抵偿在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如果像民族政策“去政治化”、实施“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所强调的那样，为了促进民族的融合，仅仅在各民族间强调公民权利的平等，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甚至取消各民族的民族身份，表面上看似乎并不违背民族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但在客观上却会起到损害少数民族平等权益的作用，强化少数民族在事实上不平等的现实。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其结果只能是一种既不能促进民族真正融合，还会有损于原有民族平等的事与愿违的空想。 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新形势下民族关系领域之所以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固然有民族团结本身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则是与民族平等的新态势存在密切的关联。因此，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解决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上，而是抛开民族平等，仅仅强调民族团结本身的问题，即建构国族、促进民族融合的问题，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缘木求鱼的做法。 那么，如何看待我国民族平等的现状呢？难道我们在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60多年后民族平等状况反而退步了吗？并不是这样。上文已经提到，今天我们民族工作的环境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环境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民族平等水平退步了，而是有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民族平等的内在标准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民族平等涉及的经济利益有限，而现在的民族平等却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内容的；过去的民族平等几乎全靠政府调控，而现在的民族平等既要靠政府调控也要体现在市场领域；过去的民族平等的区域差别因素较小，而现在的民族平等则要克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过去的民族平等是在各民族交流有限的条件下实现的，而现在的民族平等则要在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背景下实现；过去的民族平等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作为支撑，而现在的民族平等则处在意识形态大大淡化的背景下；过去影响民族平等的外部因素主要表现为大国博弈，而现在影响民族平等的外部因素则既有大国博弈的因素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因素。综上所述，不是现在的民族平等本身倒退了，而是现在要维护民族平等的成本和难度大大提高了。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关系不能满足于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民族平等水平，而要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