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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发展趋势 中国各民族人民都为祖国的缔造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族在中国处于主体地位，对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作用。汉族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吸纳了很多民族的优长之处，融入了不少其他民族的成分，与各少数民族血肉相连。汉族分布地域广，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以其先进性、稳定性和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核心和压舱石的重大作用。 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少数民族开发了中国边疆地区。中国的陆地边疆，从北部、西部到南部，几乎都是少数民族繁衍、开发的地区。北方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利用当地广袤草原的条件，发展了畜牧业。少数民族的骑射技术影响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就是从北方少数民族引进到赵国，并逐渐推广开来。(19)水稻的栽培产生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少数民族把当地盛产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法传播到全国各地。如高粱、玉米、花生、芝麻、蚕豆、棉花、麻、葱、蒜、黄瓜、胡萝卜、胡椒、苜蓿、葡萄、石榴等作物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不少民族的手工业皆有特色，有的流传到中原地区。日常须臾离不开的桌、椅等为少数民族发明。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很高的成就，不断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创制了30多种文字，记录了大量文献资料，成为我国文化宝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少数民族宗教对全国宗教的发展演变起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还在医学、印刷术、天文、历法、建筑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少数民族在保卫边疆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特别是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民族同仇敌忾抵御外国侵略者的英勇行为，可歌可泣。至今中国少数民族这种保卫边疆的作用仍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共同发展中，形成了很多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的共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历史上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不仅覆盖着汉族地区，也浸润着各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文化和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互相影响、交流、交融，形成了世界上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各民族经过不断交往、迁徙、杂居、通婚等各种形式的交流，经济互相补充，文化互相学习，人员不断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的局面。 对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在学术界进行过两次认真的讨论。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认为：主流是“许多民族之间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20)。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教授认为：“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21)1988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论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认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华夏—汉民族是各民族凝聚的核心，把多元结合成一体。(2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逐渐为学界所认同和接受。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总在不间断地进行，交流越来越热络频繁，交融越来越显著，各民族之间从来没有严格的壁垒。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民族在不断融合，民族越来越少，民族语言越来越少。中国历史经验证明，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当前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更应加强、深化交流，提倡、促进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合作，不能在民族间交流方面设置障碍。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时期是各民族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更为频繁的时期。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各民族之间紧密团结，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携手迈进小康社会，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目标。今后各民族还会有更加广泛、更为深刻的交流交往交融，互相吸收、互相依存、互相接近会更为显著，以达到更高层次的共同繁荣发展。 史学工作者在宣传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当前应该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提倡增强中华民族一体的观念，在保护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强化祖国意识、公民意识，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大力改善民生，使国泰民安。 作者简介：史金波，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北大学、宁夏大学特聘教授。 注释： ①《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8页。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70-983页。 ②《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7-3318页。 ③《魏书》卷一《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页；卷九五《列传序》，第2042-2043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⑤《晋书》卷九七《四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1页。《周书》卷一《文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21页。 ⑥《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二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604页。 ⑦《辽史》“附录·三史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57页。 ⑧[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序，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⑨《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⑩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新民丛报》杂志第65、66号，1905年3-4月；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1907年5月20日。 (11)《魏书》卷一〇八《礼志一》，第2744-2745页。 (12)《辽史》卷六三《世表》，第949页。 (13)《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13996页。 (14)[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9页。 (16)《明史》卷七六《职官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5-1876页。 (17)《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第7982页。 (18)《清史稿》卷五一二《土司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4页。 (19)《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06-1808页。 (20)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1)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2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