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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羌族民族学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其发展历程由关怀的主题为即将消逝的风俗习惯走向研究羌族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及其变迁。一方面，由于研究主题的扩大，羌族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得以发展，研究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在方法上，也由主要依赖被访问者的口述转变到居住在社区进行参与观察以及多学科协作进行田野调查，使论证成为民族志的重要部分，这种发展趋势使得羌族民族学研究具有其独特性。另一方面，羌族民族学研究也呈现出一些需要克服的问题：第一，缺乏应有的积累；第二，不够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第三，目前对羌族的生态环境变迁、社会关系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缺少研究；第四，学界还不够重视田野参与观察法在民族学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羌族研究；民族学；社会文化 作者简介：袁琳蓉，西南民族大学档案馆研究馆员。 本文试对百年来羌族民族学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将以研究主题、理论与方法等为重点，择取人们在羌族社会文化的理论方法上有明显贡献及影响的论著来叙述。关于羌族宗教研究情况，请参阅笔者《百年来羌族宗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① 一、1949年前的羌族民族学研究 笔者目前检索到的资料显示，最早出现的羌族民族学研究著作是1920年的托马斯·陶然士的《青衣羌——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英文版·成都·美国圣经会），但直到1987年才由陈惠斯译为中文，四川省汶川县档案馆出版内部发行。该书概括性地论述了羌族的社会与文化，就其历史、语言、民族关系、民族性、居住、交通工具、农业生产、服饰、婚俗、宗教信仰及仪式等方面，借以说明地处岷江流域羌族的生活和奋斗过程及其与汉藏之间互动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该书对宗教特质论述较详，鲜明地突出羌族的形象与宗教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一个有异文化背景的陶然士，会用更敏锐的观察力来发现羌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不同，并从比较中进一步认识羌族文化，但他也会对羌族文化做出某些曲解。如作者对白石信仰内涵的主观认定，报导人有意编织白石信仰不真实的涵义。该书是外国民族学家关于羌族民族志最早的著作，开羌族民族学研究的先河。自此到1949年前，羌族社会文化因研究主题不同，主要有华西协合大学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和以《边疆服务》部为代表的民族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差别是相对的，华西协合大学偏重于“文化”（羌族的风俗、人文现象、社会惯例等），强调文化的比较研究。一些非民族学者的调查研究，诸如《边疆服务》刊物的同仁以及民国政府的行政人员的研究，跟当时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属于民族社会学的成果。 这两个系统的差别，还可由学者对羌族研究的主题看出来。华西协合大学的民族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对羌族传统风俗的描述，方法是田野调查，而对于理论是采取不接纳的态度。当然，这并不表示这些学者没有理论的倾向。美国学者苏珊·R·布朗的《在中国的人类学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一文指出：葛维汉著《羌族的习俗和宗教》里，“很容易看出他的搜集方法是怎样竭力模仿弗兰兹·鲍亚士的：大量的田野调查，丰富的未加解释的事实和信息，几千页的神话、经文翻译和搜集艺术品的自然史方法。这是鲍亚士主义者的典型观点”[1]（P.260），“就是怀抱这种信念，从他周围的人们那里搜集了文物，调查了情况，而更大的兴趣在于保护这些外界不曾接触的信息，而不是对它们进行分析。由于他十分关注日益逼近的西方世界对这些与世隔绝的社区的污染，这就妨碍了他自己对这些社会体系进行诠释和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仿佛这种诠释将是更加西方化的污染。”[1](P.261)这也表明了华西协合大学民族学家对理论的基本态度。一切的研究要根据事实，事实的来源要根据调查。理论的诠释，如果缺乏民族志资料，理论也就处于一个不可验证的境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