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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0-1980年羌族民族志调查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从事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调查，为民族地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服务。所以，从事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调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把民族政策贯彻得更好，这具有应用人类学的性质。1952年，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李志纯先生等人赴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撰写成《尔玛（羌族）情况》③。这是一部民族志著作，该书围绕的主题是羌族社会与文化，他们采用的是田野调查方法，以观察与亲身经历为主，以询问为辅，所得材料深入而较为可靠。首先，《尔玛（羌族）情况》的材料是以“现状”及“变迁”为主，以“历史”为辅。其次，注意经济生活的调查，关注羌族人的现实生活。传统的民族学者所做的经济生活调查大多为描述生产程序，忽视经济生活对文化的影响，而对生产量及各阶层的生计均不注意，比如《川西调查记》。李志纯等人调查羌族社会与文化，首先是从现状着手。因为对现状有认识之后才能谈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若对羌族社会文化进行历史重建，应以研究现状为着眼点。所以研究现状应是民族学田野工作的方向。 《尔玛（羌族）情况》代表了这个阶段民族学的发展，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即对羌族社会与文化的注重，这可由后来的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报告的比较中清楚地看出。就当时的学风而言它不是主流，而是支流。 1958年，中央民委提出编写羌族简史、羌族简志，反映羌族新的面貌和新的民族关系，阐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羌族小组遵照中央规定，“首先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作系统的研究。”[5](P.14)经过五年的调查，公开出版了《羌族社会历史调查》④。该民族志是为民族工作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体现在调查社会生产力，直接有助于政府研究怎样改变羌族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及改造不利于生产的种种条件。生产关系的调查材料，有助于了解羌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对研究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有帮助。对羌族社会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的材料，对改造原有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落后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这类社会历史调查，对羌族社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不足之处是对羌族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未予适当调查。《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特色是注重现实生活，关注羌族民众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事实。这是旧中国民族学研究所缺乏的，当然这与国际上的研究有关联。新中国初期的民族学研究注重实用方面，人文主义色彩相当浓厚，通过田野调查的描述与研究，理论与实用并行，以此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