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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的冯汉骥教授，于1938年赴岷江上游考察羌族并清理戈基人的石棺葬，开创了川西北民族地区考古发掘工作。他所撰《松潘茂汶羌族考察杂记》从历史、地理、体质、人口变迁、物质文化、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婚姻等八个方面来探索羌族社会与文化。其中羌人的体质、近百年的人口变迁（羌人衰落之可见）最具独到而深刻的观察，这是其他学者忽略之处。冯汉骥教授用体质人类学回答了居住在松潘至茂县的羌人与居住在理番、汶川的羌人在体质特征上为何有差异，“汶川理番之羌人，体较高，特别惹人注意者，即为其勾形之鼻。此所谓陶然士所以谓之羌人为东方之犹太人者。嘉戎之鼻高狭而长。此种勾形之鼻，余初见之，颇不得其解。后至嘉戎地界，乃知其鼻形之由来，或者为何如此。羌人原有之鼻（于茂县松潘羌人中可以见之）低阔而短。若将此高长之鼻，加之于低阔之上，即成勾形之状。故此种鼻形，实为一种混合之鼻形也。”[3]（P.419）冯先生从羌文化之现状着手，重建羌文化之历史，认为这是羌人与他族通婚而起的改变。 《边疆服务》部的宗旨是对边疆民众从事各种服务，藉以启发边民知识，救济边民疾苦，改善边民生活，促进边民团结，充实国家实力。为了实现服务宗旨，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分析以及考虑羌民所处区域的性质，以便了解既有的社会文化（即了解他们很多基本的看法），如何与《边疆服务》部的工作互动，并在此过程中转变羌民某些既有的妨碍社会进步的社会文化特质。因此，《边疆服务》部的同仁们不做纯理论的边疆研究，主要通过了解羌民来服务羌民。《边疆服务》刊载有《萝葡寨的民俗》（邵云亭）、《萝葡寨的端公》（张宗南）、《萝葡寨的歌谣》（邵云亭）、《萝葡寨羌民丧礼纪实》（吴祖泰）、《萝葡寨的阴历十月初一（羌族年）》（吴祖泰）、《羌区火葬目睹记》（范文海）、《羌区旅行记》（范文海）、《汶川县城之天官会》（范文海）、《萝葡寨农业概况》（杨占一）、《佳山寨一日》（王贯三）、《理番的地理概况》（刘恩兰）、《川西区农业调查》（刘国士）、《理番佳山寨一年》（孙天纬）等民族志成果。《边疆服务》部的同仁们采用民族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观察，认识到羌民的特殊传统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感受到“巫术崇拜的意志，深深地侵入他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境界，在新旧生活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4]。他们指出了巫术习俗的弊端，批评适应主义认为一种传统的习俗就一定会在当地人们生活中起过有益的作用的看法。《边疆服务》部的同仁们认为：羌民在观念或其他适应现代生活方面是缺乏的，只能以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自己本身产生改变，他们本身能自动地去追求、争取知识技艺，解决问题。据此，他们来帮助羌民适应现代生活。比如，羌民缺乏很多观念，他们就主动地加以灌输。他们在认识羌民、服务羌民上所采取的方法较为成功，主动是其成功的因素。 《川西调查记》②是20世纪50年代前较为全面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有关羌族目次：（一）羌人来源传说；（二）羌人之信仰；（三）羌人之建筑；（四）羌人之婚嫁丧葬；（五）羌人之艺术；（六）羌人之岁时；（七）羌人之语言。此外，还有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动物调查报告。但是该羌族调查报告缺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内容。调查团工作实际上由葛维汉教授主持，笔者认为，调查报告所缺失的内容应是受他的学风影响所致。《川西调查记》的特色是一个“区域研究”，这里所说的区域研究，是指一区域内专精领域各不相同的学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适当的联系，这使各人的调查研究能够互相诠释，使该区域的整体研究得以明了。《川西调查记》的意义便在于此。其次，《川西调查记》的特色是着重于描述、记录甚于重建羌族的固有文化，保存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急剧变迁后消失的民族学资料。 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外民族学家的著作纵然有精有粗，但都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从根本上创建了羌族民族学研究的学术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