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这个阶段还有许多社区调查成果值得注意。如四川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的《四川理县桃坪羌族社会历史文化调查报告》⑤是为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建立一套该地域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库，以便建构出自战国以来，岷江流域与成都平原及川西北高原的商品贸易可能是当地人口兴盛和经济繁荣的理论。研究方法是以传统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访问为主，辅以文献资料。从总体看，该调查报告属民族志著作。从桃坪羌族村寨名称的变迁、社群生活、经济生活和宗教生活等方面看，羌族传统文化已淡薄了，这是数百年来与汉文化接触的结果。清嘉庆年间，玉米土豆由汉区传入桃坪后，经济由畜牧业为主改变为以农业为主；羌族人的垦殖也使森林草场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家庭放弃了畜牧业经济。现在桃坪羌族人的经济活动已纳入现代市场制度，旅游业的兴起，使他们与外界的社会经济关系更为密切。但是该调研报告未注意到前人对杂谷脑河流域羌族社会有许多不同的论述，均少被参考，更谈不上给予应有的说明。另外未配合历史资料来研究，也是该研究的一个缺憾。 对羌族社区做比较全面调查研究的民族志，是何斯强、蒋彬主编的《羌族——四川汶川县阿尔村调查》一书。它的特点是用多学科整合的方法，即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的方法和观点来讨论阿尔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及问题，采用访问、参与观察、问卷、量表来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它的优点是每种学科都有机会发现对方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长处和短处，对研究本身是一种改进。用多学科整合做羌族研究，这是继1941年《川西调查记》之后在方法论上又一次新的尝试，值得今后继续试验。由于阿尔村调查报告是多学科的整合，在内容方面比以往的社区调查更全面，发挥了承续作用，起到了积累效果，使羌族社区调查走入另一阶段。 《羌族——四川汶川县阿尔村调查》的目的如前言所说：“客观记录阿尔村巴夺寨羌族村民的历史和现状，记录下村寨的发展变化的情况。”这是在探讨当代羌族社会的文化变迁，使得“调查”不再只是材料的陈述，而是讨论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既使得研究有了重点，也使得资料呈现出本身的意义。比如，笔者认为张维娜执笔的第五章“社会政治”的论述特别精彩。她获得了社会关系演变资料后，结论是阿尔村巴夺寨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权组织的形式也在不断变换。家族系统对巴夺寨的管理也是随着政权组织的变换而改变。过去，家族通过寨规的制定直接对村寨进行管理；现在，家族管理村寨事务的途径变成了政治参与。政权组织和家族系统是村寨权力实施的两套系统，两套权力系统在巴夺寨是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演绎了村寨的社会控制系统的变迁。”[8](P.104）不足之处是缺少村民对社会关系心理层面的调查资料。笔者认为，羌族是一个农业社会，建立在这个社会上的人群关系，是以血缘为主要成分，也就是家族关系。因此，家族在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即掌握了可资利用的影响力。相当多的权力操纵在家族手里。阿尔村的家族本质上是政治性与地域性的组织，这可能是羌族村寨政治上的一大特色。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构论对人类学旧有的民族志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们认为过去的人类学者的主观经验掺杂在民族志里，与被访问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忽视少数族群的历史其实是被侵占、抵抗和适应的历史；忽视族群的现实生活情境的感受。建构论主张将族群的历史意识、族群自我的看法和情感经验的表述当作主题，以体现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进一步了解不同文化的建构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行动。“民族”的建构过程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才能看出“民族”如何变化的真正涵义。最具代表的建构论著作是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他从界定认知、建构等分析角度，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来探讨羌族的界定和建构内涵，这在民族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王明珂认为“民族”皆非客观的体质、语言与文化所能界定，基于此民族定义所建立的“民族史”，一个民族实体在实践中延续的历史，也因此受到质疑。“一个人群的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有内部的差异，而且在历史时间中，有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的移入；究竟，是什么‘民族实体’在历史中延续？”[9]（P.387）他认为“民族”是自我想象建构的产物。作者认定羌族这个历史中的主体，不是一个在时空中迁徙、繁衍、绵延的“非汉民族”，而是一个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概念。这个异族概念，随着华夏与西方边缘人群的往来互动而变迁。“在本土知识分子对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探索与展示推广中，羌族也得到基于主观认同的民族生命。”[9]（P.206）这就是说，羌族是“客观派”学者所建构出来的一个抽象概念，不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客观实体。作者以人类资源分配、竞争以及共享的观点来界定羌族认同。“在本书中，无论是说明一条沟中各村寨人群之认同与区分，或是以羌为边缘的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界变迁，都将强调其在人类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关系上的意义。”[9]该书是作者田野考察时和被调查者的访谈，代表了作者对特定“羌族”的理解与诠释。这对从事羌族研究着重客观层面探讨的人来说，极少涉及从主观层面对“羌族”的界定，是利用客观的指标来印证“羌族”的历史及社会文化；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由土著人的立场为出发点，去研究他们的行为显示了什么意义，用被调查者的立场加以解释，是一个很大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