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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汉的学术特性可由《羌族的风俗》为例来加以说明，其羌族研究的第一个特色是对羌族传统社会的描述。作者于1933年和1941年两次考察羌族地区后，介绍了羌族在适应怎样的生活（地理）环境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他从羌汉藏民族关系、经济生活、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及其对羌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痛苦挣扎的人文主义关怀等方面展开研究，该文是民族志的调查报告。由于葛维汉所处的时代较早，他看到的羌族是近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而很多社会现象可以从居住环境和民族关系来说明。他认清一个事实，即羌族“在几个世纪以前从西北迁到现在居住区。在崇山峻岭、半干旱、很难从自然界中获得生存和面临强大敌人进攻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的邻居，除了汉族以外，就是藏族文化地区。通过他们众多的文化特质渗透到羌族地区。他们与汉族通过战争、政府、商贸和通婚的方式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他们受汉族比受其他民族影响更深”[2](P.201)，“羌族变化很快，在羌族村庄里，很难找到一个会说羌话或懂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的人。”[2](P.178-179)葛维汉把羌族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置于羌、藏、汉社会文化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使我们了解到各种社会文化面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也了解到汉、藏社会对羌族社会文化有何影响或作用。另外，该文也呈现出田野调查工作的优点。 一些学者批评葛维汉的《羌族的风俗与宗教》一书没有更多的理论和诠释。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葛维汉所持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适应主义的论断，当时要做羌族民族学的理论研究而缺乏民族志，是很困难的。葛维汉属于文化相对论派，他重视民族志的描述，这是一个事实。但一个理论应该是在很坚实的民族志当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忽视民族志的重要性。要做民族学家，首要条件应该是做一个好的民族志学者，若跨越民族志阶段而直接做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 葛维汉羌族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对有形文化的搜集研究。在葛维汉所处的时代，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有两种知识，即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研究和对器用物质文化标本的搜集研究。葛氏采集了羌族大量的艺术品（器物与衣饰标本），他具有鲍亚士学派的典型观点（自然史方法，相信这些艺术品本身将说明问题），“担心西方的价值观的污染，同时也意味着他没有对这些艺术品进行解释。”[1]（P.260-261）但我们从《羌族的风俗与宗教》一书中可以感觉到，他从羌族物质文化标本中深刻理解到很多羌族人的传统文化与观念，从而对羌族的经济生活、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有一个完整性的理解。当前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似乎没有人对物质文化感兴趣，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做物质文化搜集与研究的实在太少了。 葛维汉羌族研究的第三个特色是把民族研究当做人的科学。他在抢救羌族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忽略羌族人是和他同样生活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所以其研究的人文主义色彩相当浓厚。此外，葛维汉运用民族社会学方法，观察羌族社会的外部结构对内部结构的作用，注意到汉族、国家（中国政府）对羌族的影响等问题。“1933年时，羌族中间还存在着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对汉族极深的敌意。1941年时，这种关系有缓和并向友善方向发展。羌族不再被汉族称为夷人，这些村民也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与汉族通婚。在很多羌寨，村民只说汉语，或仅有一些老人才听得懂羌语。政府曾开办初等教育学校，教授汉语言和汉族文化。威州有所正规的学校，羌族中聪明的孩子都被鼓励进入该校学习。”[2]（P.178-179）葛维汉将民族意识作为研究重点，以国家体系对社区体系的影响，看社区的人怎样活动，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只有在共同的国家意识之下，羌民族的发展才比较容易推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