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1981-2014年羌族民族社会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从事羌族研究的学者主要任务是完成《羌族史》、《羌族简史》、《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修订工作。四川大学钱安靖先生从事羌族宗教信仰调查研究，以补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缺失。因此，这个阶段的羌族民族学研究不够宽广。 羌族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的轨迹，而羌族面临转型期，发生了何种困扰与问题，尚少论列。就羌族社会文化变迁做研究，首开先河的是徐平《羌村社会》[6]一书。该书分为五方面：（1）羌族人的经济生活；（2）羌村人的社会结构；（3）羌村人的一生；（4）羌族人的精神世界；（5）文化的适应与变迁等。其中前四项，可以说是对《尔玛（羌族）情况》、《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在社区研究方面的深化；只有第五项“文化的适应与变迁”例外，为此类研究的发端者。 徐平的《羌村社会》详细描述并分析了羌村人的经济生活模式、社会结构和运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精神世界构建，进而联系羌族历史上从游牧到农耕的巨大变迁以及羌村现实生活的变化，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适应带来社会进步的理论假设。“马克思主义是本书的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研究上，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刻有力的理论框架。”[6]1981年，应费孝通先生邀请来我国讲学的美国应用人类家辛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性，而不是把社会变迁的过程简单地解释为人类对文化的适应”[7](P.5)的看法，显然与作者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徐平未提出争辩的论点。此外，笔者认为，《羌村社会》一书所说的文化适应，主要是指羌族对外（族）来文化的适应。作者认为这种文化适应“改变了羌族的传统文化，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交融、进步”[6](P.71)。这个结论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笔者认为这种“融合”也损害了多样性。人们需要的是多样性的整合，而不是一致性。现在的羌族来自古代的西北游牧羌人群体，经过适应和同化的过程，才开始他们在岷江流域的生活。随着各民族间战争、通婚、生活方式的趋同和特性的改变，他们与其他民族分隔开的界限逐渐消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羌族民众在抵制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方面采取的是一种复兴，因为文化与民族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世界应是多文化多民族的社会。 《羌村社会》未论述羌族与汉人接触后，为何乐于接受汉文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适应得好的主要因素。现笔者略作简要述说：（1）羌人与汉人的接触是缓慢而渐进的。在宋代已有数千汉人移居羌区，与羌人接触，有贸易关系。特别是明朝的卫所制度，使许多汉商及屯兵安家落户于羌族地区。明末清初两湖两广的汉人以及川西各县的汉人来到羌区，多居于集镇及交通便利之地，羌人与汉人的接触更加容易。汉人的迁入与农业、手工业技术、新概念的传入，对羌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另外，大批羌人每年来到成都平原以佣工为生，汉人对羌人的影响更直接了。在持久而渐进的接触中，羌人有充分的时间与外界的汉人相处。（2）羌族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与汉人相似。羌族人固有的谋生手段是“庄稼为本”，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汉族也是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羌族人的社会结构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由己及人的水波纹式的结构贯穿整个社会，亲属关系构成整个社会的主要社会关系。原则上，父系血缘的单向亲属关系，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骨架。汉族也是以父系血缘的单向亲属关系为基准，母系血缘关系所产生的亲属关系相对弱势。汉人的伦理观念是男性成员维持一个家庭对内对外的和谐关系所需要的，这种观念与羌族的观念相似。（3）宗教信仰。羌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具有泛灵性，而且与祖先的关系密切。此外，羌人还信仰不少的汉人神明并建庙塑像供奉之，这与汉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十分接近。有了这些相似的信仰，羌人在“心灵”上与汉人相互交流容易得多。（4）汉人的包容性较强。汉人可以与其他民族混合居住、通婚，允许他族与自己在平等地位上参加自己的宗教活动。这种情况在羌族地区得到广泛的印证。（5）羌族人具有较为开放的性格。羌族人是不太拒绝其他民族的，这从其婚姻中可得到证明。羌人实行招赘婚。上门汉多是四川遂宁、安岳、乐至一带的贫苦汉人，他们没有土地，但会劳动，羌族妇女乐意招他们上门，即“蛮娘汉老子”所生子女随母姓，长期的羌区生活使他们本人也羌族化。可以说羌人的祖先中有汉人。从上述五点看，羌族人与汉人间社会接触的过程虽然有过不适应的现象，但总的接触过程是成功的。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可以说是无条件的，他们通过接受汉文化而迈向现代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