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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零的研究非常重视的，不单是流转情况，还有出土情况。他对几次原始的记录，包括1973年的，都做了研究。我觉得试图把一件不是考古发掘的东西，尽量恢复到环境里面去，是非常必要的。 总的来讲，对楚帛书这样很具体的一个文字资料，虽然有持续不断的30年的研究，但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我们做学问，应该是不断自我提升、更新，不断自我否定。看看李零这部书的研究过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不断的自我否定，说明他也有他的一个过程。 通过楚帛书做学术研究，对年轻人特别有好处，因为这项研究完全是典范，并且能培养在学术方法上与时俱进的态度。 徐天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零老师虽然不做考古，但是他对材料的重视、对细节的在意恰是我们考古人所缺的。书里专门有一节，讲注录应该怎么来做。我们是编考古报告的，看完以后都很惭愧。他讲的是缣帛古书的注录，并且提了很多很具体的建议。好的考古报告，是给读者提供方便，提供客观、详实、准确的信息。尽管我们现在报告越来越大，似乎跟原来比进步已经很大了，但是按李老师的要求，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细节还远远不够。 像这次这本书里面，帛书流转的过程，看上去跟帛书研究本身关联性并不大，按过去传统的方法看，我只考虑帛书就好。但是恰恰整个过程，也是学术研究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就跟我们看考古报告，不同历史时期的报告，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样。如果我们对时代大背景不了解，我们看报告的时候，体会也不深。所以大的时代背景，应该构成我们学术研究里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 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我想说的是，什么人的墓里面放什么样的书，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放这些东西跟墓主人的知识背景、个人追求和兴趣点，包括家庭背景等等，有没有关系？可惜的是，考古学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无从下手，有时候甚至就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关注器物的组合、器物分期分类这些东西，但是考古学挖出来的都是“哑巴”材料，需要多少考古材料，才能提炼出一幅帛画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呢？如果没有帛画，没有文书类材料的出土，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了解，是要差很多的。 李老师对考古学多有鼓励也多有批评，说考古学是一门显学、是贡献很大的学科，但问题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做，和别的学科不来往。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哑巴”的材料和文字的材料融通，让哑巴材料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沈建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1992年8月在长沙开了马王堆国际研讨会，我当时也参加了。会议期间，我看到李零整天咯吱窝里夹了一本书，是关于长沙子弹库发掘的调查报告。我后来也听说他专门到上海去寻找蔡季襄居住的酒店和联络的地址，做了一番调查，甚至从酒店到哪里，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他都在计算。他通过种种现象和背景，尽可能地还原帛书出土以后的真实面貌。 从往来的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执着和严谨。这本书，在我眼里，既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子弹库学术史，前前后后他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无疑给当下浮躁的学术界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李零教授在没有申请任何国家经费的情况下，用自己个人的努力，完成了如此大的重点项目，恐怕在当今学术界，绝无仅有，很值得我们反思：真正的学者是如何做学问的。 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楚帛书有关。2001年我得到史密森学会的奖学金，到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到华盛顿的第一天，老馆长罗覃博士带我看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楚帛书。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柯强去世后还留有一部分手稿等材料在家人手中，就马上告诉了李零先生和夏德安先生。 楚帛书的研究当然是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从李先生的学术经历来看，他是从研究银雀山孙子兵法起家，到古文字、金文研究，再到楚国青铜器的研究（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在硕士论文之外的一项大的工作，就是楚帛书的研究；由楚帛书的研究而进入中国早期数术的研究。所以李先生在很多年以后，又回过来，再把这个研究做完，也是他自己的心愿，圆满地回到起点。 在楚帛书研究的学术史上，从蔡季襄开始，商承祚、陈梦家、李学勤、严一萍、金恒祥、饶宗颐、曾宪通等，差不多所有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都对楚帛书下过工夫。李先生的研究做得比较早，在1980年就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的稿子写好了，但这个书压了五六年，到198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多年以后有一个订补。所以在楚帛书研究领域，今天的这部书是一个集大成者，是很重要的总结。 在这部书里，李先生对楚帛书的内容、形式、发现过程、收藏史等方方面面做了穷尽式的研究，唯一的遗憾是对12个人神杂糅的图象还没有很好的处理。以前林巳奈夫、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有所讨论。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为将来更上层楼做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